仅过了十来天，身在杭州的郁达夫又给王映霞去了一封信，再次谈到另一篇稿子的稿费问题。他在信中说，“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这里所说的“一篇东西”是指郁达夫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瓢儿和尚》，这份8000字的稿子，即使按照他合算的计价法，也只有区区的80块钱罢了。可见，没有限制级内容的写作，时价确实是很低的；而郁达夫有没有把这80块钱投入到“风雨茅庐”的建设基金中，我们尚不得而知。
事实上，拼上当时郁达夫的全部身家和他能拿在手里的全部稿费，在用于买地置业时，还是捉襟见肘的。他左右盘算，按那时的物价，这所“风雨茅庐”最少也得5000块大洋才可以搞定：其中1000块买地皮，4000块造房子。他左挑右选，最终不得已在在场官弄一庵堂旁的一块空地上造了这间风雨茅庐。说不得已，是因为一般造房总要避开庵堂寺院，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这样的选址大致对宅主不利。而且即便如此，5000大洋的建设基金，多半还是郁达夫靠向朋友举债筹来的。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他对这所靠按揭买来的房子还是颇为满意的。他在《移家琐记》中对这个居处表达了由衷的喜爱：“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这可以称之为最风雅、最乐观、最得意的“房奴日记”了吧。
而他的朋友，鲁迅先生却是坚决反对他举债买房、到杭州定居的。据《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之日记，载有“下午映霞及达夫来”之语，接下来一天，即12月30日，鲁迅日记中又载有“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鲁迅先生在诗中告知郁达夫，古时杭州暴君钱镠虽死犹在，而如伍子胥般正直之士已无处可寻，高飞之雄鹰不应留恋风和日丽、整齐草丛，山坡之上长满花草势必会遮盖住巍峨之山峰。正直岳飞至今还被冷落在坟坛，隐士林逋也落得一个凄凉结局，因此，还不如离开杭州，搬迁到自由度更为辽阔之土地上，任风波浩荡，以抒发自由之情感。——这首诗后来在编入《鲁迅文集》时，被明确地冠以《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个题目，可见鲁迅先生是着实希望郁达夫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而非忙着举债置业的小资产阶级。
实际上，不甚关心时事的王映霞也曾为好好的爱巢被丈夫名为“风雨茅庐”而不悦，以为不是好征兆，没想到果真一语成谶。而在新房装修期间，郁达夫更是以烦于泥土砖瓦干扰为由，于1936年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三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线往南蔓延，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王映霞则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风雨茅庐”没能在风雨飘摇的世道中为郁达夫和王映霞遮风挡雨，最终成为一所无主物业。
据专家实测，当时“风雨茅庐”占地面积为1亩8分多，为砖木结构建筑。若按地皮价1000块大洋核算，当时的地价应为每亩556块大洋左右。而郁达夫选择此时在杭州为爱妻王映霞构建一所爱巢，不仅仅是因为王映霞的故乡即是杭州，也不完全是为了纪念二人于1927年6月在杭州的订婚，甚至也不是为了躲避戴笠在上海对王映霞的死缠烂打。之所以鲁迅都阻止不了郁达夫作房奴，之所以郁达夫偏要选择在杭州买地置业，除却文人的风雅之外，更是潜藏着一份投资者的精明。
据经济史专家考证，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价极其昂贵，每亩的平均地价高达150000元以上。而与地价高昂的公共租界相比，即使是水平偏低达105倍以上的上海华界地价，平均估价也达到了1428元。在整个华界可用地面积64.7万余亩之中，真正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只占一小部分，大致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其余的则几乎全是农地。所以，如果此时郁达夫选择在上海作房奴，再怎么精打细算，他都要付出几乎三倍之多的投资；而且还极有可能买不到一块“熟地”，只能在秧田里进行土地整理。在这样的情况下，郁达夫背着“风雅”的笑谈，毅然选择在杭州做房奴，无疑是极其精明的。
当然，他在装修好的新房中只呆了三天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装修之累，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也是难以让房奴们再一次承受之重了。房奴，说到底，无论风雅与否，无论精明与否，总是人生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