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一次，彭德怀同志了解到边区境内反磨擦斗争的情况，在他从延安返回敌后途经西安时，便当着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程潜的面，历诉了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的专员何绍南制造磨擦、破坏边区建设的罪行，骂得这个“磨擦专家”抬不起头来，不得不有所收敛。
抗战中的彭德怀（资料图）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肖劲光
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每当回忆起往事，他那既严肃又慈祥的音容笑貌，便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更使我终生难忘。
我最早认识彭德怀同志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始人，在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和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勋劳卓著。我久仰他的大名。在第一次相见中，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谈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冬天，我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此后，三、五军团在赣州、水口、乐安、宜黄等多次战役中，都在一起配合作战。我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对他的为人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3年11月中旬，当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顾主客观条件，命令三、七军团等部队，贸然发起了浒湾战斗。这时我已调任七军团政委，率领部队主动配合三军团发起攻击。但由于敌强我弱，情况又不明，战斗失利了。战后，“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本想加罪于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但慑于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又因感冒没有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但移罪于我们七军团，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送方面军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同志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这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顶着压力，在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说公道话，向总部明确表示战斗失利的责任不在肖劲光。这件事使我亲身感受到，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有一种刚正不阿、大公无私、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这是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坚强党性。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返顾，那种大无畏精神和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坚强党性最突出的表现。
长征后期，我被调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同他在一起战斗、生活了三、四个月，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指示，学习他的优秀品质。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过草地前后的一些往事。
过草地前，部队已合编成左、右两路军。我们三军团被编在右路军，走在队伍的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李富春同志都为此焦急万分。他们把我找去商量办法。大家苦苦思索了一阵，彭德怀同志突然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才是最牢靠的办法。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骨瘦如柴，疲惫不堪，轻装过草地尚且不容易，抬着担架就更难了。彭德怀同志深知这一点，他下定“抬”的决心是并不容易的。他对我说：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中国革命最可宝贵的资本。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你具体负责，多找些人组成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最后，我们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恩来、稼祥同志，向草地进发。
六百里草地，漫无边际。到处是一个个的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的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浓雾迷漫，天昏地暗，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一摇，艰难地前进。组织上配给他一头骡子，他自己很少骑，常常用来驮有病和体质特别虚弱的同志。当时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是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梆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都吃坏了，直到一年多以后，肚子仍然经常疼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在访问他以后，在《西行漫记》里就曾写道：“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