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生活》周刊的维持与发展，全部依仗发行、广告及出版书籍等收入。这与邹韬奋所秉承的“报格”有关，即“绝对不容侵犯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因而，要凭独立自由之精神办报，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为来路不明大资本大股东所节制。
邹韬奋（1895-1944，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3期，作者：周海滨，原题：《“吾党的光荣”邹韬奋》
“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愉快的人，是邹韬奋。
他是著名新闻记者、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等曾风行海内外，其中《生活》周刊创下了单期近20万份的发行量。时至今日，这一发行量也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邹韬奋不是以“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在出版经营上以内容制胜，以时事和民众利益为取向，在稿件取舍上提倡“有益”、“有趣”。正是在“有趣味、有价值”口号的引领和办刊精神的主导下，《生活》周刊高歌猛进。
1944年，49岁的邹韬奋病逝。生前他并未入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吾党的光荣”，因为他“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直至最后一息”。
常跑“审查委员会”
邹韬奋以记者之名行世，却以社会名流身份显耀于当时。
1938年2月9日，他第一次到重庆，重庆报界在第一模范市场永年春餐馆欢宴邹韬奋。10日中午12时，应剧作家曹禺、宋之的、陈白尘之邀，邹韬奋与叶圣陶来到鸡街口生生食堂举行欢宴座谈会。下午4时，邹韬奋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发表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盛况空前。
邹韬奋的名气来自于他创办的“六刊一报”和生活书店，而名声大噪则在“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民罪”先后将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逮捕。据传蒋介石曾邀他“当面一谈”，被邹韬奋拒绝。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获知，蒋介石欲收他做“文胆”陈布雷第二。
1938年底，邹韬奋再次赴渝，此行的目的是将下设图书、刊物和报纸等业务的生活书店由武汉迁到重庆。
在重庆，邹韬奋最常拜访的衙门是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生活书店“审查”严格，唯恐“异端”言论流毒坊间。
虽然屡次拜访通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没有手下留情。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
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之前，邹韬奋自摘国民参政员乌纱帽，黯然南下香港。
国务院原副总理、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对父亲南下后的境况历历在目：“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56个生活书店都封闭了。他（邹韬奋）在重庆没法待下去，就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
邹韬奋一走，夫人沈粹缜的安全受到威胁。邹家华回忆说：“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1941年，我15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跑警报的机会逃走。因为特务也要躲警报。我们只带了两个箱子，从重庆过江到南岸，乘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桂林。后来就靠步行了。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乘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玉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上面都是运往香港的鸡、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