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