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29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被美国报纸称为“赤色危险人物”。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他是一个象征
埃德加。斯诺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位于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的《新中国》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当年10月,斯诺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斯诺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1885—1970):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广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实更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但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称谓。他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