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29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被美国报纸称为“赤色危险人物”。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他是一个象征
埃德加。斯诺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位于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的《新中国》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当年10月，斯诺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斯诺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1885—1970）：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广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实更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但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称谓。他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