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以及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有有关文章，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工匠等小资产阶级，制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之影响，而来革官僚买办阶级的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把领导权拱手送给民族资产阶级。对武装斗争，瞿秋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做军事工作，反对武装工农的错误，他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
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五大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像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得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日及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中共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
任弼时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10日，五大后闭幕的第二天，他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中共五大的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关于在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曾经回忆说：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共五大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当时全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就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中共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