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②，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