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开始，“我们在《向导》上批评抑制工人运动和向农民索派军费，大受国民党压迫的现象。这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始终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和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我受到批评，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本文来自织梦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我认为市政府的选举和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蒋的背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去武汉向国际的代表和党中央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他们对上海的事变不甚满意，“国际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收藏起来，避免和蒋冲突。亦农看到电报，激愤地把电报甩在地上。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dedecms.com
———马日事件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以沉默的态度答复我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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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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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始至终未能积极地坚持我的意见，到此时，我实在隐忍不下去了，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理由是：国际一面叫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内容来自dedecms
共产国际对陈的独立思考早就反感。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争论。斯大林需要一个替罪羊，说：“失败恰恰是中共抵制了国际的指示。”说是中共的领导（实指陈独秀）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斯大林派出国际新的领导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对陈的这些信，国际的代表决定不准公开，并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找陈谈话，给陈讲明。接着在当年11月15日党中央作出开除陈的党籍的决议，认为陈在“八七”会议后，给中央的信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等等。这样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抗日战争时，根据需要，又改为“右倾投降主义”。由此枝节横生，给他戴了叛徒、汉奸、托派等等许多帽子，成为20世纪最大的冤案，历70年。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版），对大革命的失败有了这样的评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过多的归咎于陈独秀个人，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党也不能正确地吸取教训。” 本文来自织梦
对陈独秀的信中陈述的事实，史学界已不再有疑议。陈在信中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推卸，而是反复自责，他说：“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的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向谁呢？若根据我过去的错误，对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这又是一种政治品格，实事求是，严于律己。 内容来自dedecms
政策和策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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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对党早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考作了深刻的反思：
织梦好，好织梦
他被党开除一个月之后（1929年12月10日）有《告全党同志书》，开头即说：“我随诸同志之后，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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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坚决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地错了。但只是简单地承认还不够，必须忠实地、彻底地认识过去错误之内容及其原因和后果，然后才可望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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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之后（12月15日），又有长篇宏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失败的后果他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地大批屠杀，和他的政权意外地巩固。” copyright dedecms
对产生这种错误的深层原因，陈独秀作了这样的分析：“共产国际的认识错误，在于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可以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必然是国民党。国际说他是‘各阶级的联盟’。这是阶级的混合，而不是独立政党的联盟。他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的幼稚的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地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农业的竞争，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阶级冲突更不可调和……他们一看到工农运动，马上感到是比帝国主义更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很快地反对革命，乃是阶级性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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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些信中，谈起工作中的策略，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要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他检讨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坚决批判盲动主义。请看他个性化的坦诚语言：“现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许多鼓吹盲动最力者（他不客气地点到名字）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错，以表示自己及党的真诚性，仍在实行盲动的政策和命令主义。你们是头尾颠倒的意见：革命高潮时，主张以民主革命为限；革命低潮，反而不提民主主义的口号，如‘8小时工作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以使党不脱离民众。你们仍是不断命令同志们（党的最忠诚、最精锐的分子），离开群众，暴露自己，不断地上街示威（实是示弱），这没有一点出路。如此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双管齐下，结果必然把党送到死路上去！”后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 织梦好，好织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