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黎元洪则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1年6月13日第50版 作者：雪珥 原题为：洋眼看“辛亥”系列之总统府里的洋记者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赶往前门火车站。
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几年后，“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并立起“Morrison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时的莫理循，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8天前（10月10日），那里发生了暴动，后来被称为“武昌起义”。此时，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莫理循同行的，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荫昌告诉他们，再往前就是交战区，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武昌前线的机会。但是，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
莫理循的汉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时，战事已经停歇，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在军警的保护下，前往汉口采访“和平会议”。
无论是否亲临前线，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认为，莫理循“并不仅仅报道事实，他是在策划报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父母是苏格兰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18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在123天行走了2000英里。23岁时，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随后，作为医生，他先后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3年，莫理循到达远东，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即甲午年，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里，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
这之后，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出版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大为畅销。这令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并为《泰晤士报》发出了大量的报道。
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只能依靠翻译，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