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中国希望？
没有足够清晰的史料，可以证明莫理循究竟何时开始与袁世凯交往，但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1908年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天内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不久，袁世凯以“足疾”的理由被“开缺回籍养疴”。
国际舆论普遍将此看做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倒退，是对改革派的一种打击。当时的大清朝野，改革早已成为主流。袁世凯与满清亲贵的矛盾，并非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只是改革派中的利益之争而已（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之“袁世凯冬眠”）。当《泰晤士报》总部因此批评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论调时，莫理循并不认同，他坚信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1911年，莫理循正在筹划撰写一部袁世凯的传记，积极为袁进行国际形象推广。而这一年的中国政局，波云诡谲，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日渐动荡。莫理循敏锐地认识到：“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
不必等到资政院开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宣告了袁世凯时代的提前到来。莫理循为武昌暴动而欢呼，认为这是一场“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当《泰晤士报》总部认为，武昌暴动还不能使用“革命”这个单词时，莫理循对此毫不理会，依然大量使用“革命”之词。
尽管因为政府军拒绝提供任何保护，莫理循无法前往武汉交战前线实地采访，但他依然发回了大量报道。在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回了8000多单词的电报，《泰晤士报》在为巨额电报费用心疼的同时，也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在全球新闻界再度遥遥领先。《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到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你的工作得到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告诉西方的读者们：“我遇到的所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怜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朝廷。”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推崇，也得到了大多数列强政府的支持。英国人认为：“我们一向对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各国政府纷纷发表正式或非正式的表态，相信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才能避免中国遭遇一场极大破坏的大内战，并推动中国的继续改革。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
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表示：“政府变得更有希望了”。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
袁世凯进京后，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他们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曾经留学美国、精通英文的袁世凯私人秘书、莫理循的老朋友蔡廷干。11月16日，蔡廷干前来拜访莫理循，他刚刚奉命到汉口与黎元洪面谈，带回了大量的消息。莫理循据此认定，清政权必将完结。
没几天，袁世凯亲自邀请莫理循密谈。在袁府，袁世凯儿子袁克定请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亲不要再固执下去，“赶快行动自己当总统或是皇帝。”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极。”袁世凯热情地接待了莫理循，并表示：“如果再多施加一些压力，也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到热河去。”
莫理循在随后的报道中，积极为袁世凯做宣传，他预测：“满清政权不管以何种形式都不可能保存，中国人对袁世凯是否会把他自己推上皇帝宝座或是总统位置毫不介意；满族人必须离去。这是举国一致的看法。”
12月13日，莫理循乘坐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南下汉口。这次旅行，不仅弥补了他两个月前无法南下的遗憾，而且在采访之外，他开始充当袁世凯的非正式信使，向南方革命党传递消息。此次南下，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莫理循推动英国政府出面斡旋，缩短中国的内战，并为袁世凯筹措巨额外资贷款。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正式举行，莫理循也赶到了上海出席。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开表示同情共和革命运动，和谈的焦点其实成了袁世凯在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地位安排。莫理循说：“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我毫不怀疑他(唐绍仪)是在袁世凯的充分认可下才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