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恍如烟云，转眼已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识形态领域波诡云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历史功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已于1956年11月明文公布列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秋瑾墓难逃劫运，又一次被毁了。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1期，作者：沈惠金，原题：《秋瑾之墓 风雨九迁》
“秋风秋雨”烈士蒿葬卧龙山
1907年7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初六‘凌晨。
在江南古城绍兴，鉴湖女侠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套玄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双手背绑，拖着铁镣，缓步走出了山阴县大狱。在一群如狼似虎荷枪实弹的清兵前拉后推下，她强忍昨夜酷刑留下的阵阵伤痛，挺起精神，大义凛然，走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归之路。
站立轩亭口刑场，秋瑾举目四望，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了深情的一瞥。“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仰天长叹一声后，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关心的依然是灾难深重的祖国。
刽子手扬起的屠刀落处，中国历史上一位女杰为开创民国的理想喷洒了一腔热血。从此，秋瑾之死的创痛，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3年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30岁的秋瑾东渡日本求学，先后结识了宋教仁、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黄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经蔡元培和徐锡麟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又由冯自由介绍，以“山阴秋竞雄”之名宣誓登记加入同盟会，不久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长、主盟人。
当时，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培训革命骨干队伍的基地。后来徐锡麟花钱捐了个道员，并由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给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赴安徽任职前，力邀正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的秋瑾来绍兴主持大通学堂。
1907年2月，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她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往来沪杭浙东，运动军学两界，迅速组织起四五万人之众的光复军，遥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协领，编部下为3个军，并与徐锡麟“浙皖相约，克期大举”。
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有人叛变，泄漏消息，使清政府掌握了“安徽军警高层已混入革命党重要人物”的情报，并开始追查。在安徽省府安庆任巡警学堂堂长的徐锡麟迫于形势严峻，决定提前动手。7月6日，徐锡麟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会，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起义失败，年仅35岁的徐锡麟受伤被俘，被剖腹挖心，惨遭杀害。
安庆起义天下惊，清政府万分震恐，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徐锡麟的老家绍兴查办更严。由于各地光复军接连出事和叛徒出卖及绍兴劣绅告密，清政府觉察到大通学堂是浙江各地革命力量的中枢，迅速把魔爪伸向绍兴大通。
安庆起义几天后，秋瑾从报上看到“逆党徐锡麟在安徽刺伤巡抚恩铭，徐逆当场被擒”的消息，她拒绝了有的同志要她暂避上海租界的劝告，立即召集各地党人举行应变紧急会议，决定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在绍兴集合浙东会党志士，举行徐锡麟烈士殉难追悼会，并乘机发难，实行武装起义，一举拿下绍兴城，然后渡江直取杭州。
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下午，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会同从杭州赶来的浙江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带兵300余人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及在校的其他6名师生全部被捕，押人山阴县监狱。当妇深夜，绍兴知府贵福电禀浙扛巡抚张曾扬称：“现讯秋瑾，坚不吐实……若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既怕革命党人攻城劫狱，又怕秋瑾一案牵连到自己身上，故决心要尽快除掉秋瑾，以免后患。
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五）白天，贵福命山阴知县审讯秋瑾，秋瑾在刑堂上只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7个大字，作为自己交给清政府的惟一的“笔供”。贵福见山阴知县不肯用刑，当晚改派师爷余某对秋瑾酷刑逼供，仍是一无所获。当日深夜，贵福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即行正法”的复电后，马上召见山阴知县李钟岳，命令他立即执行，监斩秋瑾。良心未泯的李钟岳惊讶地问：“供证两无，安可杀人？”然而上命难违，李钟岳只得到监狱抓人，将秋瑾绑赴刑场。
秋瑾殉难之时，她的家人都已躲身在外地，慑于清政府的淫威，留在绍兴城内的族人也无人敢出面承领这位亲属的尸体。挨过3个时辰，直到巳时（上午10时左右）时分，才由几个当地仗义的士绅出面，先雇了一个鞋匠缝合了秋瑾身首异处的尸体，又通过同善堂把烈土遗骸殓进一口白木棺材，雇了小工抬到郊外卧龙山（俗称府山）西北麓张神殿背后的山脚下面，停厝在一堆荒冢乱坟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