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尉年的自首正中国民党特务的下怀。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内线，敌人让陈尉年在这个秘密机关继续干下去，一般情况下按时提供中共中央文件，除非有重大情况，否则不许暴露身份。就这样，陈尉年成为国民党安插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密探。他每次拿到共产党的秘密情报送到警备司令部，总能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然而，欲壑难填，为了拿到更多的钱，他又把同样的情报卖给了王松生。而私欲的膨胀也给了陈尉年应有的惩罚。
这年7月的一天，英巡捕房的谭绍良告诉杨登瀛有个叫王松生（以后当了特务）的人要“谈生意”，请他接洽。杨登瀛按照约定的时间，见到了王松生。这个王松生是游荡在上海滩的小流氓，到处钻营，倒卖政治情报。这个小流氓当时正负债累累，一见到杨登瀛，他便迫不及待地从裤兜里拿出一份刚刚搞到的《中央通告》（代名《华字通报》），毕恭毕敬地递给了他心中的“财神爷”，问杨登瀛要不要。他还补充道：“如果杨先生需要的话，还有其他秘密内刊和文件，以后可以继续提供。”
杨登瀛接过来信翻了一下，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
这确实是中共的秘密文件，但是这个小流氓是怎么搞到的？
为弄清底细，杨登瀛假装不屑一顾的样子，他把东西扔到一边，说道：“这不是真的，是‘二路货’。中共的秘密文件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你是闯江湖的，不是搞政治的，提供假情报对你可是没有什么好处啊！”
王松生一听急了，他可不会让到了嘴边的肥肉白白丢了，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兜了出来。王松生殷勤而又有些得意地凑到杨登瀛跟前，“这是一个共党知情人提供给我的，绝对可靠。此人叫陈尉年。以后我还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杨登瀛恍然大悟，马上答道：“好哇，哪天把他带来我们认识认识。”
王松生拿着一笔丰厚的报酬，悠然得意地走了。
杨登瀛和陈尉年接上关系以后，陈尉年就不再通过王松生转卖文件了。经过频繁的接触，杨登瀛把他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并很快如实通报了中央特科。特科通过其他的途径，进一步核实了陈尉年的叛徒行为，决定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一天，陈尉年又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杨登瀛做出很满意的样子，邀请陈尉年和王松生吃饭。酒桌上，杨登瀛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励，不断巧立名目劝酒，陈、王两人为了讨好买主，在飘飘然的感觉中，来者不拒，一杯一杯地喝酒。酒过三巡，这对流氓和叛徒已经面红耳赤。此时，红队派来的队员已经认清了陈尉年。饭后，这名队员又尾随陈尉年回家，弄清了他的住处。红队很快就把陈尉年的住处监视起来。
第二天，红队在陈尉年住的弄堂门口，摆了一个连环画书摊，注视同他来往的人，了解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他进出的时间和活动规律，没几天就摸清了情况。鉴于陈的这种行为对党的地下工作危害非常大，红队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弄堂口处决他。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陈尉年又出现在弄堂口。一个沿街叫卖冰棒的“老人”慢慢地迎着陈尉年走过来，当离陈不到一米远的时候，只听见一声枪响，陈尉年打了个踉跄，下意识地感到情况不妙，捂着受伤的胸口往回跑，结果正和迎面走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只见警察往旁边一闪，手起刀落，持刀的右手手掌一翻，一把利刃插进他的胸膛，还想再挣扎的陈尉年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命丧黄泉。说时迟，那时快，连环画书摊前挤满了一群等着买书的孩子，红队队员扮演的卖冰棒“老人”和“警察”已经在嘈杂声和树上知了的鸣叫声中，安全地离开了弄堂口。
红队这次行动雷厉风行，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
1930年，又一个卖身求荣的变节分子黄第洪被处决。
黄第洪又名黄警魂，湖南平江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埔第一期学员共643人，尽管他们年龄参差不齐，入学时有的才十几岁，有的却已30出头，但在黄埔毕业生中均称之为黄埔老大哥。黄第洪于1924年同左权、陈明仁等近150人由湘军讲，人们武学堂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6队，也成为黄埔的老大哥之一。在校期间，黄第洪政治思想表现都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
1925年底到1930年10月的这段时期，黄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在大革命时期，黄第洪几乎没有出过黄埔军校，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砺和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是个标准的托马斯·潘恩所称的“春天爱国者”。回国后，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生活的黄第洪已经不再有为革命理想奋斗的激情，在国民党成天鼓吹“剿匪胜利”的叫嚣声中，对革命的前途开始悲观失望，并最终走上了叛党投敌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