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钱”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早在1946年视察台湾时，蒋就注意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独立工业体系，并发现台湾是“未被中共渗透的净土”。因此，当大陆败局渐明时，蒋最终在西康、海南、台湾三个撤退方向中选择了台湾。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后，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之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
“全民公敌”
意外的是，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申报》就登出了简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维恩发表于《字林西报》的报道。该报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启运当晚，乔治·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乔治·维恩进而推断国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乔治·维恩没有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于是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得释放。
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黄金，引得民怨沸腾，被普遍认为是败亡先兆。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上海市民以1000金圆券兑换黄金1两，但每天限兑1000两，先来先购。
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尔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到1949年6月，银元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