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