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抗日爱国言论和行动为侵略者所忌恨。上海沦陷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日军官兵公然违背租界保护条例，闯入位于法租界的祖父家里大肆搜查，并将祖父强行带走。在日军兵营，他们严刑拷打，威逼祖父供出和他接触过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志士的所在。祖父不惧淫威，和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多方营救，三周后祖父被释放。
参加策反工作，勇救文强
日军占领上海后，国民政府派文强到上海租界，建立“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祖父欣然接受其邀请，加入抗日策反委员会，出任委员，从事对伪军的策反工作。一天，文强就被他的策反对象——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请”到百乐门饭店。在饭店里，文强发觉丁锡山反常，乘丁不注意，抢了他的手枪，但被丁的手下团团围住。正在这时，祖父和另一位洪帮大佬龚春圃突然闯入现场。龚春圃也是“策反委员”。那天，祖父和他听说丁锡山要来百乐门饭店，也赶来这里准备对丁策反，谁知竟碰到了这种场面。鉴于祖父和龚春圃的洪帮“辈分”，小喽啰们四面散开。祖父大步走到丁锡山面前，抓住丁锡山，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打过后，祖父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跪在祖父他们面前，痛哭流涕地连连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老大宽恕。祖父又对丁说：“赶快让你的部下送文先生上汽车，不然你就活不成了。”说完与龚春圃左右夹起文强，快速离开了百乐门酒店。据说，这件事让丁锡山确实感到了震撼，并促使他后来率部反正。
响应中共号召，支援抗战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为准备建立革命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在江苏省成立了省军委，从延安调到上海的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陈家康任委员。为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共江苏省军委决定与思想上倾向中共抗日主张的祖父、向松坡等人加强统战合作，同时利用洪帮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经组织上批准后，张执一找到祖父。祖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的观点，把张执一、陈家康介绍给向松坡等洪帮首领，还安排他们在家中多次会晤。
经过祖父的引荐、说服，向松坡表示愿意联共抗日，祖父和向松坡的居所也因此成为中共人士的重要联络点。不久，祖父和向松坡帮助陈家康、张执一等取得了洪帮身份，让他们利用其身份深入群众进行抗战宣传，壮大抗日力量。同时，祖父还同意张执一等人对洪帮高阶层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并听从张执一等人的建议，积极配合支援上海各项抗日救亡运动。此举客观上扩大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影响。祖父与向松坡领导的洪帮抗日组织也成为上海、江苏地区帮助、配合共产党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张爱萍、张执一、陈家康等人组织推动建立抗战游击队时，也得到了祖父、向松坡等人的支持、资助。1942年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祖父先后营救了包括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12名共产党青年等大批中共干部及抗日志士，并购置了棉衣、药品两船，送到苏北根据地。
拒绝出任伪职，以死抗争
日伪对祖父恨之入骨，但迫于其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不敢对他贸然下手，企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让祖父加入汪伪政权，甚至不惜开出了“上海市长”的高价，但均遭严词拒绝。1943年中的一天，一名日军驻上海“头目”带领随从十几人，抬着一大箱装有金银珠宝的重礼前来“拜访”。说他们代表“皇军和汪主席请高先生出山，做一些事”。祖父不卑不亢地答道：“非常对不起，我身体不好，不能再出山做事了。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我现在年事已高，也用不着了，请把这些全部带回去吧。”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祖父已经退入后堂，把对方“晾”在那里。
1945年3月，距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祖父再次接到日伪赴宴的“邀请”，家人都劝他不要去，但祖父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我胆怯”，还是去了。席间，日伪头目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祖父出任伪政权要职。祖父非常愤怒，在席上说：中国的事情岂能听从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伪头目先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尔后向祖父“敬酒”，祖父虽心知肚明，但坦然接受。回家后，祖父觉得腹部胀痛，家人要请医生，被他拦住，并告诉家人“不要通知任何人”。这样，在盘腿打坐中，祖父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后，他的遗体被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安葬于万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