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徐恩曾曾说：“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人身进行直接地攻击，这样既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又能够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鸦，即使以后擦干净了，那张白纸也不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了。”
本文摘自：《钟山风雨》2009年第6期，作者：万东，原题：《听家父讲述丁玲案》
今年是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诞辰105周年。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1931年调查科上海区部逮捕并杀害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等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一时间整个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众多文化界人士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鲁迅也遭到通缉。丁玲却于此时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文革期间，有文章批判丁玲，说丁玲是投机革命，请问有在革命低潮时期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去投机革命的吗？丁玲主编的《北斗》就像一面唤醒民众的旗帜，鲜艳夺目，让国民党当局恨得要死，因此逮捕丁玲早已排上中统特务的工作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