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说法，一种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从清华国学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尚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在此发挥了交叠的作用。

　　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遂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历史公案。

　　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说法，一种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以威天下。

　　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费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弃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

　　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

　　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这一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