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面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气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一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千，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