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审干中发生的这一问题，当然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的巨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对于审干偏差，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出来制止、纠正。
本文摘自《廖汉生回忆录》，作者：廖汉生，出版社：八一出版社
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初步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开展全党性的整风呢？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一系列报告和讲话中，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些问题，即使在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也是存在着的。
初到延安，我就听到过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作：“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这个说法，一度在延安各校求学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很有些影响。
它反映出当时在我们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正确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它反映出尽管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得到了公认，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正确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普遍接受和掌握。它反映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已被唾弃，但是他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仍然迷惑着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吓唬着一些工农干部。
此外，当时在延安还有一股自由主义的空气。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
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是主流哪一个是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
这股空气反映出，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有几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了进来。
对于前面那个流行的说法，我并不赞同，但也说不出好多道理来。
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这只是凭个人的朴素感情和直觉对待那样的问题。我的思想理论水平，还亟待提高。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针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状况，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起向全党同志一再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党内的学习空气也随之逐步浓厚起来。到了1941年和1942年，抗战虽然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但总的局势变化不大。党中央便决定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机，集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全体学员集合在延安大砭沟党校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我们的校长毛泽东主席、副校长邓发、教育长彭真以及
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