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沈渭滨表示认同。他指出，慈禧是一个贵族，但并没看到史料记载中慈禧也有“面首”。慈禧两次垂帘听政后又都“还政”，表明了她的所作所为尽管误国殃民，但完全是为了爱新觉罗王朝。
对慈禧个人生活的研究还需加强深化
对于慈禧太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认为，慈禧有很多问题可以来研究讨论，研究方向更多的应该是她的政治活动，以及她的政治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璐告诉记者，慈禧的感情史研究现在应该还是一个空白，和她相关的传闻都没有证据得以证实。晚清的历史，目前很多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比如慈禧和这些外国人交往的具体情况，是私人交往还是国家事务；慈禧和西方列强之间到底是怎样交往的，如何接见来使，如何接见公使夫人，都有哪些国家的大使；慈禧在宫中是怎么活动的，都谈论了哪些内容等，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专门的研究人员来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沈渭滨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时说，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从他出生到生命结束的过程要搞清楚；第二是这个人的作为，他做的哪些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哪些事不利于历史的进步，一个人的作为应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第三是确定一个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道德论断，而且应该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一些什么；第四就是要坚持客观严肃的学风。
太后与我》的学术价值尚需进一步考察
太后与我》这本书的译者王笑歌曾表示，该书的文学价值远大于它的史料价值。
王道成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会对清史研究的学术圈带来多大影响，它只是本小说，没有办法从学术上对其价值进行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表示，慈禧的跨国恋并不好认定，各种民间传闻都缺乏可靠的依据，因此不足为信。
刘璐告诉记者，很多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冒险家写的一些作品，都是大肆渲染以造成一个神秘的中国，因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好奇心很重，加之出版商为了迎合低俗的阅读口味，就扯上些花边故事来编造，历史不是游记，不能相信一个冒险家的一面之词。就目前来讲，慈禧的感情生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尚难以认定，所以不能对《太后与我》这本书作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
在采访中，也有历史学家告诉记者，当前史学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对个人生活史的考察。他们指出，对历史研究而言，凡是存在过的历史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讲究“知人论世”。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个人都有其物质和精神的欲求，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历史人物的个人欲求和私人生活，因为它们是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元素，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情感生活甚至性格癖好，就其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他们本身，往往直接作用到当时的政治领域、社会习尚，甚至导致朝代的盛衰。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表现层面或一些人所共知的“公众表演”，而忽视对其思想观念、生活细节的考察，恐怕这样的研究未必能读懂历史人物本身，更谈不上真正的“知人论世”。
对慈禧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不足。对慈禧个人生活等了解的粗疏，导致有关专家在遭遇《太后与我》这样的问题时，只能基于一般常识进行推论来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很难从过硬的历史细节方面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给出更加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期望。对像慈禧这样“地位尊崇”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至于对普通人物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喜怒哀乐，我们的历史学家到底真正知道多少呢？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历史真相沉沦埋没，及于今近乎澌灭无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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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与我》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944年辞世之前写的一部回忆录，内有巴恪思与时年63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性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等大胆情节。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轰动和争议，被称为“百年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