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然是汪去张留。汪精卫出国，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1933年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新年一开始，日军即攻陷山海关，并积极部署攻热河。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但是张学良却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
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张学良确实曾下令全力抵抗。但他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无后续大部队，不过是挑衅和试探我军部署而已。于是掉以轻心，只派东北军四个旅入热。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守军一触即溃。
局势越来越危急。3月3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热河全境陷落了。
3月6日，胡适积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躬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胡适并附信一封，劝告张学良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不久即去职。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看到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心绪很乱，久难平复。
在胡适眼里，当时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936年，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好转，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为此，不能再度面临四分五裂。
这天，胡适按捺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张学良读到胡适起草的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大约是在12月16日。
胡适的电报，使张学良不得不仔细考虑如何结束事变的问题。
张学良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他愿意在主张得行后束身归罪。
原来力求为东北军谋出路的张学良，在重重碰壁之后，已不得降低其自保诉求，而开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张实现了。
事情很快向好的方面转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美龄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适终于盼来了蒋介石已经获释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