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全国将有近1000名县级法院院长分4批接受培训。这将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基层官员培训更加推向高潮。事实上，从2008年年底开始，全国60多万名村支书、3500多名县级检察长、2000多名县委书记、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600多名监狱长分期分批地到省城或北京接受集训。

相关专家称，如此大规模的培训基层官员，史无前例。有关部门当然也期望这些培训能收到良好效果。但这样的培训能否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效果，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官员执行法律、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个领域的制度还有待健全，尤其存在着高层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政令梗阻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于，高层级政府必须借助下级政府执行法律、政策，自己并无直接执行法律、政策的手段，并且最终集中在县、乡基层政府身上。

这一制度安排有不少优势，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即法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过多。而每一环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法律、政策的执行力度会逐渐递减。到一些基层政府那里，官员对法律、政策有选择地执行：对自己有利者就执行，甚至以违法违规的手段强化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则不予执行或者消极对待。同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对基层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低效率，上级政府通常缺乏足够的控制、约束激励。

面对这种局面，高层级政府所能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下发更多文件，三令五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越过中间层级的政府，把自己的意图直接传达给基层政府官员。过去若干年来，高层级政府对基层干部的集中培训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今年的培训集中于司法、公安等各个部门，因而引人注目。

可以预料，这些培训会有一些效果。比如，通过培训，基层官员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法律、政策，可以获得关于国家形势、高层动态及本领域的现状，也可以相互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这样的知识确实会让官员心中有数，提高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执政能力。

不过，培训毕竟只是培训，一个官员在接受培训时可能会受到很大触动，但到了岗位上却可能表现得跟以前一样。毕竟，其行为模式主要是由现实利益驱动的，是由他所在的制度框架塑造的。如果制度没有较大变革，则他的行为模式很难有太大变化，其执行法律、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就很难有较大提高。

因此，审慎改革政府架构，令基层官员具有执行相应法律、政策的意愿、能力，恐怕应认真考虑。尤其是这一轮培训的重点是司法部门，因其业务性质而更有条件改革，且这方面的改革也能立竿见影。培训的成本确实低，但其效果也会有限；制度改革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其效果也会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