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连载五:袁林 “毛主席”的称呼是这样叫响的

人物小传：袁林，1913年出身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长富乡袁家村。1928年参加少先队，之后任交通员和赤卫队员。1930年参加红军，任司号员。1931年，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历任破坏干事、破坏科长。

抗日战争中，在红军第27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后任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营教导员，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医科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任职。新四军营教导员、团政委。中原突围后，冒充国民党逃兵逃回老家江西永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永新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吉安县县长等职。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并任中共井冈山党委第二书记兼管理局长，后任书记。期间先后接待了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从南昌出发时，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红军袁林，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没想到，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原来，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儿子家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找到了袁林。

91岁的袁林耳朵背得很厉害，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老红军后，显得非常激动，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

1930年4月，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20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3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

“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今天，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

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3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

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回忆说，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200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也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代理团长。

朱良才政委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埂上，吹起冲锋号……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

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3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1931年，第四次 “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特别告诉记者，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至为惨烈，以至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响军号，身为“破坏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

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绝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响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怀念贺子珍的歌声风采

袁林是贺子珍的老乡。曾与贺子珍有过两面之缘。

打下吉安后，在赣江边的金牛寺附近，袁林被一阵清脆甜润的歌声吸引住了。围观的人群中，一位女兵正在演唱歌曲。袁林挤进人群，听另一位号兵轻声说：“她是贺子珍，毛委员的夫人，我以前在永新塘边村见过她。”

袁林说，那动听的歌声，自己一生难忘。

贺子珍身材苗条，容貌秀美，身穿灰布军装，头发在军帽里边，腰扎皮带佩带短枪，英姿飒爽，表情动人，只听她唱道：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一个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是工农子弟兵，

土豪劣绅狗地主，

坚决打倒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

冲锋陷阵打敌人，

消灭军阀国民党，

民权革命要完成。

她唱毕向听众们举手敬礼，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袁林回忆说，自己是永新人，与贺子珍家住得不远。在红3军9师时，他的司号长是贺子珍的胞弟贺敏仁。曾给他讲毛泽东与贺子珍相爱的经过。但是，后来却在肃反中被错杀。

“那是一条汉子。”袁林对记者说，临刑前，贺敏仁还脱下自己的鞋子，留给光着脚的战友们穿。连师长徐颜刚都流泪了。

1937年，贺子珍到苏联疗伤，途中曾在袁林率领的部队中停歇。

见到贺子珍憔悴的面容，袁林联想起7年前，她在吉安河边沙滩宣传时的秀丽容貌、飒爽英姿、脆亮甜美的歌声。

据袁林所知，长征中，贺子珍随干部休养连踏上漫漫征程，不仅拒绝特殊照顾，还主动担负宣传工作和照顾几副担架，由于环境恶劣，加上途中又生了小孩，身体日渐瘦弱多病；在贵州遭敌机轰炸时，她为了抢救伤员头部和背部17处负伤，伤病未愈，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伤病折磨和艰难困苦，爬雪山过草地，终于随部队到达陕北。

雨持续了好几天，贺子珍十分心焦，多次催促张爱萍起程，袁林左说右说地劝住了。

有天晚饭后，袁林去看望贺子珍。

“她半卧在炕上，见我来了欠了欠身子。”我说：“子珍大姐，这里条件太差，没照顾好您，请您原谅。您现在觉得身体怎样？”

她苦笑地叹叹气，说：“伤病在身，身上的两块弹片没取出来，能有什么好的感觉？这几天麻烦你们不少，真过意不去！”

“噢，自己人不用客气。”袁林原本打算说两句安慰话就离开，可是话匣子一开就忍不住了：“子珍大姐，您家原来在永新县城靠南门开了一家叫‘海天春’的小店铺？”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永新人，家在长富乡袁家村，离您老家很近，也到过县城多次，听人说‘海天春’是您家开的。”

“好啊，我们是同乡，中央红军中永新人很不少。”她微笑道。

“我在宁都县城碰见过您父亲，在黄竹岭村见过敏学大哥，我在红3军9师当号兵时，您弟弟敏仁是我们的司号长……”因为担心旧事重提，会引起她的伤感，袁林没有继续往下说。

次日，雨过天晴，贺子珍就踏上了征途。

■因为作战勇敢，袁林被指派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早晨，连长笑吟吟地找到袁林。

“大喜讯：下个月初，在瑞金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团部指定我们连派出20名战士代表全团参加大会。我和指导员认为你作战勇敢，让你去参加大会。”

袁林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裤子，淡灰色的裤子已经洗白，两条裤腿上有几个破洞。

连长看出了他的难堪，拿出了自己珍藏在枕头下的那条马裤。裤子太大了，指导员把两只裤管向内翻卷两寸，用针线缝了起来。

袁林说，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7日下午在叶坪的谢氏宗祠召开的——直至今天，那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至今鲜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横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袁林等来自全国7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范围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向世界宣称，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袁林告诉记者，选择11月7日这一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日，是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30万人马，被朱、毛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已形成包括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辽阔地域。

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入夜，红军广场一片欢腾。瑞金城和叶坪村同时举行提灯晚会，庆祝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诞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组织全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拥向叶坪村。袁林回忆说，提着150多盏马灯的锣鼓唢呐队不停地吹打喜庆的乐曲，整个会场一下沸腾起来；妇女秧歌队的队员都穿着新衣服，手拿扇子灯，边歌边舞；每个乡都有四五百人的祝贺队伍，每进来一支队伍代表们就和大家一起鼓掌，呼口号，时间长了，大家的巴掌都拍痛了……

毛主席这一称呼，最早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袁林说，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被选举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一称呼也由此叫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正是从瑞金开始其治理国家的生涯的。在袁老的一份资料中，记者看到，在由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他们又一同在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的预演。”袁老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