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成工、农、商、学、兵的干警参加庆典活动（资料图片）
开国大典保卫秘闻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等待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干警脱掉军装，在北京各处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风吹日晒；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巡警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继续巡逻……
就是这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
组建公安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盗、惯窃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河北省平山县乘火车抵达北平。
为了整饬社会混乱，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顺利完成这两项保卫工作，根据公安部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市公安局侦查处等单位抽调276名干部，组成“政协临时保卫大队”。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又称为“公安局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科、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其中保卫科的大部分成员是由“政协临时保卫大队”转过来的。从此，市公安局四处成为专门负责执行地区和路线警卫的正式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开国大典前夕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公安部队战士胡光还记得，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发现一名持枪土匪。他听说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开枪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伤痛，一只手按住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住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今年82岁的魏丙昆当年在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为开国大典做了长时间的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枪”。那时刚解放，国民党溃逃的散兵游勇在北京，留着很多枪支，都得收。在南河沿，有一处曾是国民党某部队的留守处，部队撤走后，光剩房子，我们的收枪就从那里开始。
没想到光步枪就有三十多支，还有手枪，有时候在垃圾堆中捡到，有时候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从国民党士兵那里收枪以后，跟他们谈话、动员，愿意参加解放军可以，不当解放军，那就发路费回家。
到1949年10月1日那天，外一十六派出所的民警郭宗惠才参加工作一百零几天。开国大典前夕，每天跟着老所长巡逻。有一个细节他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老所长腿有点瘸，就把枪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二人四处巡逻。那会儿真悬哪，要真遇见坏人，老所长跑不动，枪在小民警郭宗惠那儿，他又不会开枪。不过，靠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拥护，倒也让他们壮了胆儿。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任务结束后，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和警卫处。部分同志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和主要路线的定点警卫。为了不引起注意，也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们脱掉军装，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为了装得像，还要熟悉掩护的职业，边实践边学习，真的做到了装什么像什么。
保卫工作有多繁复、艰苦，当年曾是朝阳分区干警的潘永真算了一笔账:全分局干警在保安工作期间，一共加班是55万小时。每人4个月没休息。全局896名干警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子女生病、妻子临产、父母病危这些情况也只能干警自己克服，因为要确保安全。
开国大典当日便衣警卫大队化装成工作人员
终于到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
这天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的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从干部到战士都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5时，谁也没料到，周恩来突然到来。
纠察总队一大队负责人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泽东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
他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陪同周恩来检查的吕展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前，试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搭好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10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警卫战士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保卫死角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大亮了。
开国大典按规定如期进行。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
便衣警卫大队任务是保证观礼台上的人员和群众队伍的安全。他们化装成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散布在观礼台上和群众中，指挥岗位则在天安门下面的金水桥畔。
而为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辛苦许久的不少公安、干警，却无缘经历这一历史时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