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军委成立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公安武装——公安中央纵队，承担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第二○七师护送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

1949年l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迁到北平，领导全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北平，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华北的中心，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仅靠原来的中央警备团和华北军区步校改编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已远远不能胜任。

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四野第四十七军第一六○师改为第二○七师，隶属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执勤业务由中央社会部领导，与中央警备团一起担负对中央首长、机关和北平的警卫任务。

1949年2月中旬，部队正准备南下，四野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找第四十七军第一六○师政委邹衍和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三师师长吴烈谈话，决定将这个师留下，改为第二○七师，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及北平市的卫戍任务，由吴烈任师长。

从1949年3月中旬起，第二○七师正式担负了警卫北平、迎接中央迁来北平的任务。为给中央来北平建都提供安全环境，中央机关入城前，部队开展了肃清散兵游勇的任务，逐个挖掘敌宪兵第七团和王凤岗匪徒潜伏下来的人员和武器，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危害社会治安的歹徒进行斗争。当时，第六二一团后勤处干部胡光与坏人搏斗的事迹，在第二○七师部队广为传颂。

1949年初，部队进驻北平清河不久的一天，胡光骑自行车从城内取款回清河营地。突然，路旁窜出一个歹徒，手持驳壳枪喝令他下车。这时，胡光已来不及取自己的枪了，在这紧要关头，他情急智生，猛蹬自行车向歹徒撞去。歹徒猝不及防，被撞倒在地，同胡光扭打在一起。两人在翻滚中，歹徒手中的枪响了，击中胡光的右手小指。他不顾断指的剧痛，拼命将歹徒压倒在身下，狠狠地用手指抠入歹徒的眼窝。附近的公安人员听见枪声赶来，与胡光一起将歹徒制服。事后，领导机关为胡光记大功一次，以表彰他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第二○七师文工队，还将胡光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部队演出，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教育。

1949年七八月份，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前夕，毛泽东和党中央陆续由香山搬到中南海办公。第二○七师所辖的第二、三两个团，也先后奉命调进城里，接替了四十一军的城内防务，担负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任务和维护北平市的社会治安及卫戍工作。

9月的一天，毛泽东由中南海返回香山住处。出发后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因要事打电话给毛泽东，香山的同志却说毛泽东还没回来。周恩来不放心，因为按出发的时间估计，早该到香山了。是途中车子出了毛病，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打电话给吴烈，要吴烈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情况，搞清楚后立即向他报告。

此时，从西直门到香山这段公路，就像一条反应极其敏锐的神经线。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在电话里都说：“主席的轿车过去多时了。”而香山至颐和园的警戒分队却说：“没有见到主席的轿车过来。”毛泽东的轿车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担任西苑地段警戒任务的三连给总部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那段弯路上。吴烈忙问：“是车子出了毛病吗？”

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回答：“车子没出毛病。”

“那是怎么回事，主席在车上吗？”

“毛主席不在车上，到路旁稻田里去了。”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吴烈以命令的口气说：“加强警戒，随时向我报告情况。”随即，吴烈把上述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道：“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吴烈立即打电话给三连，要他们立即派出警戒分队，奔赴警戒现场，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协助司机看守好汽车。随后，吴烈乘车前往停车地点，了解情况，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警戒分队分别站在距毛泽东三、四十米远的左右两条田埂上，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直到毛泽东安全离开稻田，回到香山住地。

保卫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为了加强北京的卫戍警卫工作，维护社会治安，靠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吴烈和邹衍经过反复考虑，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二○七师改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此时，罗瑞卿正酝酿组建一支担负中央和北平武装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吴烈和邹衍的想法正合他意，他表示赞同。最后，决定将二○七师改为第一师，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的部队改为第二师，将两个师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管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下辖两个师又一个团。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0月1日成立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的国民党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密令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现在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来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进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送菜的人员来到后，执勤哨兵都会让送菜的人把菜送到指定位置。这天吴瑞金挑着一担新鲜的蔬菜，告诉执勤的哨兵，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饭店确实有个采购员叫王强。就在哨兵准备叫他进去时，吴瑞金露出了破绽：他抬手擦汗时，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不可能这样白的，他这样子根本不像农民。执勤哨兵马上意识到有问题，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审讯。在审讯中，吴瑞金见身份已暴露，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制服，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国民党这一周密计划就这样破产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后，呆坐在沙发上足足有半小时。

时间一天天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夜幕降临时，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向四周望去，这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观察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常来这里。

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5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他正在记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刘拴虎几个回合将他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天爆炸毛泽东的车队。

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与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担负了保卫任务。开国大典时，公安中央纵队还以第一师为主，组成了4个方队，每个方队40人，代表当时的公安部队接受了中央首长的检阅。举行开国大典后，政务院为了表扬公安中央纵队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中的警卫工作做得好，由政务院办公厅在中南海宴请了部分领导，并发给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1949年11月8日，公安中央纵队在北京西苑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会上，朱德说：“中央迁移进驻北京，有了你们这支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熟悉警卫业务的公安部队，北京的社会治安定会日趋好转，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就更加有了保障。”自那时起，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警卫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公安中央纵队全力以赴，承担了大会会场的警卫和受阅的双重任务。为了确保庆祝大会的安全，纵队召开了师、团两级领导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任务。各级干部都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每处警戒至少有一名排以上干部掌握，大会会场周围的制高点，每处至少有3名干部带班执勤。原有的各警卫目标，也都增加了兵力，安排了干部。由于警卫与受阅两大任务同时下达，使得兵力十分紧张。为了解决机动兵力的不足，执勤分队凡换班休息的人员，一律组织起来，休息时不解衣带，以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社会情况复杂。此时，国内外公开与暗藏的敌人遥相呼应，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公安中央纵队的执勤部队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整个北京市没发生任何问题，这是保卫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公安中央纵队在完成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同时，部队自身的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得到了中央首长及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毛泽东不但对直接担负中南海警卫任务的部队关怀备至，而且对整个公安中央纵队也十分关心。有一次，吴烈、邹衍、蔡久、章申、桂生方等纵队领导到香山参加中央机关的干部会议。会后，所有到会人员留下吃饭。吴烈等几人刚在靠侧门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毛泽东来了，并和他们坐在一起。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还对吴烈幽默地说：你爱人叫胡文芳，是胡文虎、胡文豹的妹妹呀！最后勉励他们说：有了你们，我们就放心了。朱德曾3次给部队的干部讲话做指示。毛泽东、朱德还分别为第二师的《士兵报》、第一师的《战卫》报题写了报头。

1950年11月初，公安中央纵队奉命撤销，原来的第一、第二师分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第一、第二师。公安中央纵队从成立到撤销，仅有一年多时间，圆满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卫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何立波）

摘自《检察风云》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