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引 子
2001年5月，笔者接待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另一位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他们均为建党80周年前夕，山西省电视台为制作一组专题而邀请的客人。席间，我们频频举杯借酒助谈，议及两位革命前辈在太行山区留下的光辉足迹，气氛极为融洽。
我轻轻抄起酒杯，将身子转向太北女士，说道：“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您母亲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当我背诵到此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咽喉，全桌愕然，太北手中的酒杯也颤抖了起来。这时我也暗自叫苦莫及，后悔不该在酒席面前去揭这块疮疤。然而，片刻之后，太北重举酒杯，说一声谢谢吕书记，想不到您仍能背出此话，随之将浊酒一饮而尽。
那日握别，我仍隐隐感到太北眼中噙满了泪滴。转眼到了第二年夏日，我突然收到北京一件邮品，拆开一看，竟是一本由太北主编的《左权将军家书》，扉页是她的签字。透过淡淡墨香，我急不可待地将头埋入书中，随着书页翻动，慢慢走近了左权将军和他的家庭，轻轻地触摸了这位英雄的丰功伟绩，和他在婚姻家庭方面的高尚情操。
一
左权，湖南醴陵人，因家境贫寒，小时曾被母亲抱着四乡乞讨。1924年，他到广州参加了革命，随后又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第二年毕业之后，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11月被选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春，左权奉命提前毕业回国，参加了工农红军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作，红军长征时参与领导红一军团并担任左翼前卫。他曾披着毯子率领红军将士翻越雪山，并带头亲尝百草，找到30多种野草野蘑充饥，艰苦跋涉六天六夜走完茫茫草地。
1937年8月，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又随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参与发动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总部机关两千余人突破敌人的“铁壁合围”时，不幸饮弹牺牲于山西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麻田村十字岭，时年37岁。由于围困，左权将军遗体三四日后才被埋葬，但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又挖出照相，并在伪报大肆宣传。
左权生前十分酷爱读书，且勤于笔耕。清晨时，常常是警卫员端来热水一再催促洗漱，忙于读书的左权总是说：“再看一页”，直到水冷饭凉他才匆匆洗脸就餐。晚上又总是熄灯号吹过好久，小油灯下他不是批拟电文，便是看书写作。就在指挥“百团大战”期间，他仍旧写下《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战术问题》等多篇文章。同时，他还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许多苏联红军的军事著作。到他牺牲时，除发表40多篇文章外，还有10多万字的遗著留在身边。在短短一生中，这位“科班出身”的高级将领，以自己的实践行动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他为我党我军“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邓小平、刘伯承也曾回忆说，左权是“善于从实践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的实践”的“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左权将军功勋卓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彪炳史册、光辉照人的一生。
二
左权和刘志兰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婚礼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举行。朱德总司令是他们的牵线红娘，朱总在最早找刘志兰谈话时，曾有这样一段幽默而诙谐的谈吐：“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次年5月，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得一女。彭总听说左权得一千金十分高兴，他向左权建议：“刘师长（指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是很有点纪念意义啊！你的小女孩叫左太北吧。”于是，左家千金也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
北北出生不久，“百团大战”便拉开了帷幕，整日忙于指挥战斗的左权将军，很难顾得上关心她们母女。在他胸怀中，展现的是数十万健儿、数百万群众四处出击，让敌人腹背受击、惊惶失措的一幅极其壮美的图景！此时，他考虑到妻女总随机关征战转移有诸多不便，况且志兰生产后不断提起想回延安学习，于是经过商量，决定母女俩随总部机关一些同志返回延安。1940年8月，左权便在砖壁村口送别了仅在一起生活了3个月的娇妻爱女，行前还抱着不满百日的北北，与妻子照了惟一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依依惜别之后，只要有同志赴延，左权总要给妻子捎上一信，带点衣物及食品药片之类的东西，以表对妻女的关爱之情。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5月左权牺牲的前三日，在不足18个月的时间里，他总共给刘志兰写去12封信（其中一封捎寄途中遗失）。这位性格坚定理智且沉默严肃的将军，在家书的字里行间饱含了深厚的亲情爱情，和对将来团聚的强烈渴望，读来催人泪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批来自战争年代的家书，一直随着刘志兰辗转奔波几十年。“文革”期间，这位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这些珍贵文献资料也遭到了一些群众组织的查抄。时隔不久，有些资料便以大字报形式披露于太原街头，一些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头头，不仅以此为突破口，对刘志兰同志的口诛笔伐逐步升级，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已谢世多年的左权将军。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群中发现并抄录到刘志兰同志《为了永恒的纪念》这篇文章的，它最早发表于1942年7月3日的《解放日报》。一个文学青年，在那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年代，能够读到如此充满爱情亲情的文章，无异于春日荒野的枯弱之苗遇到了一场透雨。由于感人至深，我在不断的翻阅中也就记下了一些章节，同时也深深记下了左太北这位左权将军惟一遗女的名字。
直到1981年12月，这批被无理关禁了近15个年头的家书，才由省委组织部悉数重新转到了刘志兰手中。1985年5月，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志兰老人又将这批文物转交给了女儿太北。此前，年已45岁的太北并不知道父亲还留有这些遗物，她一次次捧读一次次泪流满面，从信中进一步理解了当年战争的残酷，和父亲对她们母女的至深感情。7年之后母亲作古，又过了10年，太北在征询了几位家人的意见之后，决定将这11封充满战争硝烟气息的家书汇编成书，公之于众，使其成为全社会共同享有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左权将军家书》，就是这样经过太北女士签字之后，而展现于我面前的。??
三
那么，还是让我们拨开战争和岁月的尘烟，去重读左权将军生命最后几年的这11封家书，并透过家书去感受一次这位伟人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吧。??
在这11封家信中，几乎每一封左权都要谈及战争及形势，都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都要分析到将来的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但他说：“不管这种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如何严重地发展，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的，你总可放心。”他甚至十分诗意地写到，在驻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开得甚为好看”，“真是太幸福了”，“可惜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左权将军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左权对爱女的离去十分放心不下，每次去信均问寒问暖，无微不至。热了，他给寄去夏日的小单衣；冷了，他怕冻坏手和脚，嘱咐“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过节了，他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可能出席比赛”，“还可能获得锦标”；生病了，他又焦急万分，不断提醒，“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甚至连根据地自造的几盒饼干、别人送的一包糖果也舍不得吃，要千里迢迢捎给北北。读妻子信中关于北北的描述，或看她们母子的照片，竟成了将军紧张战斗之余最快乐的享受，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
自打妻子女儿离去，左权常常深陷寂寞和孤独之中，但他却这样安慰妻子：“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我并非不感寂寞、孤独，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我将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短短数语，反映出左权将军博大的胸怀和十分高尚的情操。志兰结婚时只有22岁，有了孩子之后常常流露一些抱怨，发泄几句牢骚，但左权在信中除了解释与安慰之外，从来没有一字责难，且深深感受到了做母亲的艰难，他说：“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并以不能父尽职守而自责，不能帮助妻子而内疚。为了妻子的学习和进步，他忍痛割爱将亲人送往延安，并多次在信中提出给孩子断奶，可以寄养在群众家中。就在去世前三天，仍青灯伏案写下了这样的决断：“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我。”
左权将军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同士兵一样吃穿，当了大官仍领5元（每月）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个人打算，即使得一点稿酬也要交与妻子，给一点安慰。每次信中谈及自己，都是 “我的一切均好，身体也好，勿念”。将军啊将军，你的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少了你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如此！
太北在此书的代前言中这样告诉父亲：“你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你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
左权将军为国捐躯之后，他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湖南的部队首长去看望老人。当队伍进入醴陵县境时，《左权将军之歌》响彻云霄。首长告诉老人：“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老人颤颤抖抖地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同志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和1949年3月叶剑英同志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当年12月，沐浴着共和国的晨曦，生育了这样一位革命将领的英雄母亲在湖南老家病逝，享年84岁。自从儿子19岁离开身边之后，他们母子再未谋面。1937年12月，左权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同年9月，他也给叔叔写去一信，说：“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2003年6月6日原载《山西文学》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