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连载七：千古奇冤
——新四军老战士追忆皖南事变
７０年前，当２５岁的陈茂辉，走出闽西永定县湖雷镇境内的大雪栋山之时，他知道，新的战斗生涯开始了。
与陈茂辉同时出山的，还有１０３００名红军游击健儿。
走出待了整整3年的深山老林，陈茂辉和这些游击健儿，会聚成一股抗日的洪流，纵横驰骋于长江两岸，把一面英雄的旗帜——新四军，永远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我的战友大部分都牺牲了。”然而，就在陈茂辉和他的战友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突围战斗打了７天７夜。”９２岁的开国少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从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出来的团职以上指挥员。
皖南事变，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及后来的西路军蒙难，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出山
在深山密林“蛰伏”了3年，当“准备下山”的命令传来时，福建军区第1分区组织科长兼永埔游击大队副政委陈茂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自从长征前夕负重伤留在中央苏区后，陈茂辉跟随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到了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3年，现在却要跟他们合作，刚开始是有点想不通。”与陈茂辉一样，他麾下的许多游击队员都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多少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被杀害，被凌辱……”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命令，陈茂辉把永埔游击大队、永定游击大队等武装集中起来，动员大家以抗日为重，准备下山。
早在3个多月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派出代表邓子恢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是南方8省最早开始与国民党谈判的游击区。
“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整队下山。”怀着一颗“一会儿投到火里，一会儿投到水里”的矛盾心理，陈茂辉最后不得不这么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赣粤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闽中、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鄂豫边、闽粤边等１３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也在积极准备着出山。
“那里的游击队全被打垮了。”９１岁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华，当年一直跟随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战斗，奉命前往老家江西寻乌县组织游击队下山改编。
与阔别6年的双亲短暂相聚后，这位在项英、陈毅身边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的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安远、池江等地，联络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他们纷纷质问我，怎么能跟仇人合作？”每到一地，刘建华几乎都要费尽口舌，帮助那些游击队员正确认清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以抗战大局为重。
拥有大胸怀的共产党人，搁置的是政党小仇，拿起的是民族大恨。
转过了思想的弯，行动上的那些弯，转变起来也不容易。
“副政委，这些年我们都在爬山越岭中过去了，下山以后，两只脚走到平路上，不知道还习惯不？”时至今日，９５岁的陈茂辉还忘不了那些游击队员下山前对困难的担忧。
“我们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政训练。”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一边让刘建华等人，组织即将下山的游击队集中整训，提高战斗力。
刘建华说，这些部队在所驻扎的村庄，苦练杀敌本领，以适应从游击队到正规部队，从内战到抗日战争转变的要求。
困难远不止这些。
就在陈茂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分散的各个游击小组集中起来，准备下山之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义愤填膺的“漳浦事件”。
“我们红3团1000多人，在福建漳浦县集中起来，接受改编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然背信弃义，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械。”陈茂辉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永远都是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果然，3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危险，还来自内部。
当时，南方各游击区虽然大部分自觉地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抗日的谈判，但是，由于消息闭塞，交通断绝，还有少部分游击队仍然转战于大山丛林之中，打土豪，袭击国民党军队。
“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给各游击队写信，同时还派人前去联络。”刘建华回忆，他去了寻乌等地，而陈毅则去了湘赣游击区，却差点被误杀。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当陈毅和警卫员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拿着项英的介绍信，闯进湘赣游击队所在地九龙山时，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我们准备枪毙陈毅。”９１岁的老红军罗维道，当年是湘赣游击队第2大队政委，“我们当时把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看做是投降行为。”
陈毅被关押了整整5天5夜。
“他的衣服、鞋子、礼帽都被分掉了。”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谭余保说，你陈毅是大资产阶级，你不叛变，我不相信。”
“陈老总就是水平高，一点都不害怕。”罗维道回忆，陈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好好教育了一番。
“谭余保的交通员龚铁连夜赶到吉安，了解到，国共确实已经合作了。”罗维道回忆。
当谭余保派人找到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才知道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陈毅这位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一次次脱离绝境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又一次死里逃生。
“上海解放后，当了市长的陈毅见到龚铁，说，我陈毅请你吃饭，当年要是没有你，我就被杀掉了。”罗维道说。
听说3年来与他们相依为命的游击健儿，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各个游击区的父老乡亲掀起了劳军热潮。
“１９３８年元旦前后，信丰、大余、南康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等物品，还有１０００多双军鞋和布袜。”刘建华回忆。
“还有送子送夫送情郎去参军。”刘建华说，不到4个月，他们的部队就由４００人扩大到７００余人。
就这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根据国共协议，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重新出山，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下辖４个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员。
这支在华中坚持抗战的雄师劲旅的番号，源于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从此，在大江南北，在淮河两岸，活跃着一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
“不容易啊，希望青年一代不要忘了它。”今天，当这支英雄部队迎来建军70周年之时，满头华发的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老将军思绪难平。
同陈茂辉一样，当一位位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新四军老战士，再次追忆那段铁血岁月时，自豪，写在了每一张历经沧桑的脸上。
■惨案
新四军一经成立，便开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作为当年军部巡视团成员，陈茂辉亲历了新四军抗日处女战——韦岗战斗。
从蒋介石的心腹之地——浙南游击区死里逃生的粟裕，指挥挺进江南的新四军先遣支队，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７日在江苏镇江、句容之间韦岗一带公路上设伏，痛击了日军一个车队。
“战斗胜利后，江南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陈茂辉回忆，人们纷纷说，好了，有指望了，来了新四军，“新四军是否挺得住”的疑云一扫而光。
蒋介石还专门向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去贺电：“……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此后，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华中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华中日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陈茂辉回忆。
这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局，形成了强烈反差。
然而，就在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连战连捷之时，被迫走上抗战之路的蒋介石，却发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皖南事变。
“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害怕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陈茂辉就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另一位从皖南事变中逃生出来的老红军王培臣回忆：“本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蒋介石，却发现，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直接动手了。”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在1个月内集中于黄河以北地区。
“蒋介石让我们北移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北移途中，设下伏兵，消灭我们。”９４岁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培臣说。
“北移之前，我拿着叶挺、项英两位首长的信，到皖南南陵、泾县、太平、繁昌等县国民党县政府，向他们告别。”陈茂辉记得，泾县的国民党专员公署还装模作样地给他们送行。
陈茂辉回忆，有些国民党机关还给他们送了绣着“抗日前锋”、“为国为民”的锦旗。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在调兵遣将，对新四军北移必经之路布下７个师８万余人的重兵。
“更可恨的，国民党还把我们行动的日期和路线，告诉沿长江布防的日本鬼子。”王培臣说。
悲剧，已不可避免。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是陈茂辉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旋律声中，他和９０００余名新四军军部人员，依依不舍地同皖南人民告别，踏上北移之路。
《别了，三年的皖南》，是新四军著名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他随后就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我们出发不久，狂风暴雨就向我们袭来。”王培臣回忆，“我们冷得直发抖，道路泥泞不堪，十分难走。”
“队伍顶风冒雪，踏着泥泞的山路行军。”时任新四军新编第１支队新１团团长的张铚秀回忆，途中隐约地见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路口、隘口、山头布置了部队。
“我与政委丁鳞章等团领导分析敌情，感到蒋介石要搞名堂。” 张铚秀回忆。
第二天，当叶挺、项英率领这支曾令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都惊恐不安的大军，行军至泾县、太平之间的茂林村时，遭到国民党上官云相部队的突然袭击。
就是这个上官云相，在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作战中，被陈茂辉、王培臣所在红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敌人几乎是同时，从前后左右的山岭、路口、道卡，向新1团发起进攻，来势相当凶猛，比预料的来得更急。” 张铚秀回忆。
“枪一响，我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还击。” 由于张铚秀等新1团领导思想上有所防范，又有相应的戒备措施，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损失不大。
“６日，在丛山险壁的狭窄地带，敌人的机枪、大炮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我们被迫仓促应战。”战斗激烈的时期，陈茂辉被调去动员群众和安置伤员。
“７日，我们退回丕岭，又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陈茂辉回忆，整整4天里，他们没有喝过一滴水，吃过一粒米。
“１０日，我们突出高坑包围圈，到古井坎坚守。”此时，陈茂辉已吐血病倒。
“１３日，我们又随叶挺军长突围，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道封锁线，到达大王坑。”陈茂辉回忆，“这时，许多人已经被俘。我随叶军长等退回山上埋伏。不久，敌人一个冲锋，又把我和叶军长冲散了。”
已经由于连日吐血无法行动的陈茂辉，就和一个机枪排长和两名战士、一个炊事员等人，在一个山沟里埋伏起来。
“１６日，敌人满山遍野拥上来，一面烧山，一面胡乱放枪，在猛烈的火焰和枪声里，那个炊事员跳起来，我们的目标暴露了，被俘了。”陈茂辉回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皖南的山川。
“我们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常常是三五天才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饥。”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之后，张铚秀率领新１团也开始了突围。
“一场摆脱困境、孤军突围的苦战，摆在新１团面前。” 张铚秀回忆。
“一串机枪子弹射中了团政委雷耿同志，他不幸牺牲了。” 张铚秀回忆，“雷耿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我们是同学，他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新1团却走了1个多月。” 张铚秀回忆，直到２月底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才率领新１团２００多名幸存者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
“九死一生之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皖中根据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张铚秀感慨万千。
“分散突围出来的仅有２０００余人。”王培臣虽然当时就逃了出来，但敌人一发子弹把他的右手打断，至今右手二等残疾。
如今，测绘参谋出身的王培臣，最喜欢的画，就是他亲笔画的皖南事变地图；最不愿意提及的伤心往事，也是皖南事变。
“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也被俘。”后来，陈茂辉和叶挺等１０００多被俘人员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
突围中，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
悲剧，还在延续。
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皖南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去，蒋介石便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在上饶集中营，我们这些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越狱的陈茂辉，后来又成为重建后的新四军里的一员战将。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皖南事变，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新华日报》留下那个著名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刚刚获释出狱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同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等，乘坐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延安，途经黑茶山时，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一代名将叶挺，竟以这样的方式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