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初，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为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夫妇。新华社发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一、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