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红军中曾存在过一支佩戴绿底红边领章、胸佩"KBU"三个俄文字母胸章的特别部队。它就是红军队伍中肩负锄奸保卫工作的"内卫"--1932 年红军队伍中成立的"绿领章部队"。

直接隶属于"国家政保局"

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组织暴动转向从事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到1930 年3 月，全国各地逐渐出现了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多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

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寝食难安。从1930 年10 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便集中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苏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苏区内外的豪绅地主也互相勾结，开展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有的在苏区内大肆造谣，传播所谓"共产共妻"、"杀死25 岁以下之人"之类的谣言；有的藏匿枪支搞暗杀活动；有的纠集武装固守山寨土围，与苏维埃政权相抗衡，破坏苏区的杜会秩序；有的则刺探消息，为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当先导。

鉴于此，1931 年11 月27日，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中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组织，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

稍后，为了粉碎敌特渗入红军内部，破坏红军团结的图谋，1932 年， 党中央又决定在红军中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军中神秘的"绿领章部队"由此发轫。

组织形式照搬"克格勃"

红军中各军团保卫局成立之初，尚属秘密组织，对外并不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由负责人亲自选定。直到1933 年，它才正式开始办公。

由于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各军团保卫局组织形式上基本照搬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那一套。方面军、军团设保卫局，各师、团设正副特派员，连有工作网队长，排、班有工作网员。保卫局、特派员与军团、师、团的司令部、政治部都是同级的平行机关，是独立的工作部门。保卫工作的干部都是自己在部队中选拔培训，提升任命，不经过同级的政治机关。

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他们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戴一枚用锡铁皮（个别的用银子）做的长30 毫米，宽10 毫米，刻有"KBU"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绿领章部队"的称号即由此开始。

"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等，都要查个一清二楚。

"绿领章部队"一成立，就把培训和配备部队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是专门培训的警卫员，而且凡是红军中的保卫干部，都要把如何在各种情况下保卫首长作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军事技术和体能训练更是"绿领章部队"成员的必修课。因为，在战争年代，除了不怕死、不怕苦，善于应付各种突然情况外，没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强壮的体魄，根本谈不上有效地保护首长。

一次，在中央苏区的一场战役中，红军大部队被国民党军冲散，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被敌人发现，数百敌军在一条小道里对其紧追不舍。距离在一点一点地缩小，当追到路旁的一个亭子时，双方已经离得很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飞虎、黄赤波等"绿领章部队"战士从侧面飞身赶来，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由两个人并排紧挟着彭德怀往前跑。很快又来了几位"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在其拼死护卫下，彭德怀才最终安全脱险。

"绿领章部队"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还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大批保卫工作的优秀人才，孕育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公安系统领导。如早年曾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早年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侦察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李克农，后来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长和副总参谋长，1955 年国庆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次授予上将军衔的52 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肃反"中成了独裁机关

"绿领章部队"成立后，在对外敌的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内部的"肃反"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绿领章部队"也相应地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红军内部的"肃反"上。

"绿领章部队"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左"的思想的支配，或为自己高度膨胀的领袖欲望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所驱使，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红军干部，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

在办案过程中，"绿领章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工作方法往往又流于简单粗暴，一些工作人员甚至采取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的方法，凭着屈打成招的口供来罗织罪名，定案处理，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影响了党在红军中的威望。

一些"绿领章部队"工作人员还在"肃反"运动中大搞所谓的"纯洁运动"。他们在红军中肃出了大批所谓的"反革命"、"AB 团"、"第三党"、"改组派"分子，并据此错误地杀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一时间使得红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破坏了红军内部的团结。红军指战员对其不寒而栗，纷纷敬而远之，以至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成为当时红军队伍中盛行的顺口溜。

鉴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一度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道："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

随后，为了遏制保卫局的特殊化和神秘化，佩戴了仅一年左右的绿领章和俄文胸章被停用，但"绿领章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绿领章，其组织结构和各级工作人员依旧存在着。

直到1935 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保卫局的机构才被撤销，"绿领章部队"也随之解散。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和工作形式的神秘，被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支特别部队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