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位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他们像红军一样步行，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疼痛。马普安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到北京休养几周。就是这样，他们坚持下来，经过384天的步行，2003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在此期间，中外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再次引起世人对长征的关注。

他们的愿望很好，一路上：“我们梦想自己的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将这些偏远的地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开阔人们的眼界，促生更高更远的梦想。”

他们到达红军的长征的终点——陕北吴旗镇的前几天，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长征并不是二万五千里，而是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

“长征没有那么长”，他们这个话经记者报道迅速传遍世界，不仅怀疑红军长征没有走过二万五千里，甚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诚信提出质疑。《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讽刺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谎言时，居然提到“长征没有那么长”，然后说“接下来的还有什么？不那么长的长城吗？”

到底是谁对呢？两个外国青年为什么与当年红军长征相差甚远呢？答案是这两个外国青年虽然走了红军经过的11个省，但是他们并不是严格按照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踩着红军的脚印走。他们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

这两年我在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时找到一本书。这是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二年1936年春开始征稿，1937年2月编好，共100篇文章，5个附录，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据说现在仅发现5本，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图书馆各存一套（两本），何季良手中有一本上册。我在中宣部图书馆王仲齐馆长的帮助下如愿以偿，看到1942年版本。

这本书中的5个附录，其中一件是《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这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长征中经过地名及里程一览表，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将日期、出发地、经过地、宿营地一一列清，如因材料毁失，难以记忆，就空缺不记。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

这个一览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最详细的、最可靠的资料。

此表是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各师另有行动，均未列入其中。因为直属队并不担任作战任务，在直属队驻扎、休息时，各师仍然在作战，或者侦察、或者阻击、或者进攻，或者佯攻，各个作战部队任务均不一样，无法一一列出。所以直属队是红军各部队中长征走路最少的。在表的最后说明中指出直属队的行程共为18088里，如根据此表每日行程表统计应为18095里，两者相差仅七里。统计相当精确。

李爱德、马普安比红军走的最少的部队还少走三分之一

就是按红军长征中走路最少的部队计算，比李爱德、马普安所说的12000里，也要多6000里。

李爱德、马普安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并没有将每日的见闻写下来，但是他们有一份手绘的地图，标明每天走的路线及里数。我将一览表和《两个人的长征》核对后发现，两个外国青年所走的长征路线与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们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仅以出发后最初的二十多天为例，红军从铜锣湾出发，经过山王坝、下油、新谢、双芫、新田、大坪、石材圩、老界子圩、三江口等30个地方到城口，共走1190里。而李爱德、马普安从于都出发，只经过利村、小溪、祈山、邱九龙家、祈禄山镇、唐村、双元乡、新田等21个地方到城口，共走854里。

对比两个路程，只有唐村、双芫、新田、城口四个地名是一致的。从唐村到双芫，红军经过新谢，走了130里，而两个青年人从唐村直到双芫只走了30里。为什么同样经过的两地能相差这么远？

两个青年人没有记录从唐村到双芫的经过，从书中记载的内容推测，他们可能走的是大路。他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走乡间小路，他们刚出发不久就在山上迷路了，为了不再迷路，节省时间，他们经常走大路。他们认为的大路是柏油马路。小路是指步行的路。

其实在红军长征时，江西中央苏区没有柏油马路，能通汽车的路都很少。通汽车的路也是沙石路或者是下雨后成为烂泥路的土路。1935年12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时，很形象地形容中国交通现况，说：“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那时江西苏区的路是“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

这就是为什么1934年红军从唐村到双芫，必须绕道新谢，要用两天走130里路。而60多年后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青年只用一天，30里路就可以到达的原因。

这两位年轻人很少走“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他们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新建的大路远比红军当年走的山道捷径蜿蜒得多”。其实从两个不同路程表对比就可以看出新建的大路比当年的小路近得多，快捷得多。两山相隔，人们站在各自的山头上互相喊话，但是想串门晤谈，要走上一两天，先下山、过沟，才能登上对面的山头。现在技术发达，资金充足，有能力逢河、逢沟搭桥，劈山开路，裁曲为直。大大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

彭加伦、童小鹏1936年著文回忆过大王山之艰难，彭加伦的题目是《大王山上行路难》，童小鹏文章题目是《泥菩萨》。彭加伦写道：“部队今早三时出发了，跑了一天，路上很少休息，已经跑了一百多里。”“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个个提心吊胆的一步步的前进。夜是黑得可怕，没有星光，又没有月亮，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一切被黑神吞没了。”由于人多，路滑难走，部队常常是走走停停。“很多人掉了队。有的衣服太单薄的，支持不住，在路旁烧起火来烤。伙夫和挑担的同志把担子放在一边，也睡起觉来。” “路是特别的崎岖，路旁都是万丈悬崖，脚下的泥已经有一尺来深了，有的地方连脚都站不住，好像体育场的小孩坐滑梯样的，一溜就是几丈，鞋子草鞋多是离开了自己的脚，陷在深泥中了。有的跌下深崖去了，在崖底下呻吟，马也掉下去了，饲养员站在路旁哭，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童小鹏在文章中回忆同志由于摔跤个个都是一身泥，如同“泥菩萨”一样。

李爱德、马普安既没有爬大王山，也没有走这样危险、难走的路。

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80年代罗开富走的路线

李爱德、马普安走的并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而是1984年10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走的路线。罗开富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不仅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更主要是宣传红军精神，报道长征路上50年来发生的变化，报道长征路上80年代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进行今昔对比。这个长征路是广义的，包括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矿山、桥梁、圩场，到有新闻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走，更不能走最远的路线。特别受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为了每天发稿，他必须到有邮电局的地方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而有邮局的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为此他曾经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等县城住宿、写稿、发稿。368天，他每天走70里路，每天写一篇稿件，共在报上发表30万字，影响很大。后汇编出书，因年代较近比较容易找到。后来不少人再走长征路就根据罗开富书中记载的路线走。

从李爱德、马普安手绘地图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曾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住宿。而这三个县城，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也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1866里

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他们与红军所走的路线只有遵义、桐梓、良村、土城、叙永（永宁）、金鹅、大坝、威信（扎西）、回龙场、遵义、桐梓、长干山、茅台等十几地是相同的。当年红军没有打开贵阳，更没有在贵阳停留。因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作战，红军避实就虚，绕城南下。而李爱德、马普安却在贵阳停留了。

红军攻永宁（叙永）不克后转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叫做鸡呜三省。

从一览表中看，红军到达威信前经过雄关、西河崖。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绕过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岩）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这些地方李爱德、马普安都没有走到。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

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

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的外国人。我们不能责怪这两个勇敢的年青人。

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马普安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竞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

现在森林面积缩小，有的地方因开矿变为光山秃岭，大路朝天，公路自然不像羊肠小道那样蜿蜒曲折，平且直。泡通岗位于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与新建乡之间，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张小艾博士、以色列老战士、著名摄影家武大卫先生，从三合建政村的飘水顶徒步而行。由老乡在前面开路，走了十几小时，才走出森林。

陪同他们的四川荥经县干部周安勇这样写道：

到山顶尚有小路可通，但道路十分艰难，平缓处几乎都是沼泽，一脚下去，脚入烂泥，拔出了腿却丢了鞋，不到5公里的路走了近三个小时，每个人都成了泥人。

下山几乎没有路，我们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野牛、山羊踏出的路小心前行，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听着隆隆的水声，脚不停地打颤，向导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看脚下，只能专心向前走。走过绝壁，进入牛井，周围因野牛、野山羊的践踏，寸草不生，全是齐膝的烂泥，大家只好脱了鞋子在烂泥中跋涉。走出这段泥地，进入原生林，这片原生林树木不多，主要是密密的箭竹，竹子上长着一圈圈的刺。向导在前砍出一条窄窄的路引，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往前，一不小心就被划着，没走多远，大家的手上已是伤痕累累。

走出密林，找到小道后，几乎就是在河沟里穿行，石头上长着很多青苔，一不小心就跌入水中，变成“落汤鸡”。不断的跌入水中，又爬上来，蚂蟥又多，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可又必须咬牙坚持，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到下午七时左右又下起了雨，大家浑身湿透。就这样在又饥、又冷、又累的状态中，我们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越了泡通岗，到山下时，所有的人都说“来不起了”。

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这是九军团的路线。1935年3月27日，红军南渡乌江前，中央命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伪装主力活动”，掩护主力南下。此后九军团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独立行军、作战。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中央让他们与红三军团围攻天全，九军团轻装前进。中央红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掉头南下，军委纵队经泸定、汉源、荥经三县交界的飞越岭再折回往北，经泡通岗去天全。野战部队为掩护中央，往南、往东南移动的更远后才折回往北去天全。而红九军团是过泸定桥后，向北直奔天全。这条路比中央红军走的路起码近一半。建国后建成川藏线，红九军团翻越二郎山的古道废弃不用，从而消失。罗开富、李爱德、马普安全是走川藏线，自然不可能品尝当年红九军团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