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目前处于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变革时期

　　过去世界的重心一直在欧美，现在重心已经东移，其标志及发展动力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人类正在进行的三大革命——能源革命、产业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使原来人们公认的全球发展、治理和增长的模式变得过时，我们无法用传统思维来分析和判断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高科技的日新月异导致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全球新的产业分工正在形成，市场规模正在急剧扩大，以至于市场边界发生变化，新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边界日益模糊。比如，前些年电汇是件较慢的事，而现在每秒钟都有无数笔巨款以电流的速度从世界各个角落汇入汇出。以前的很多理论都是以国家为边界，而现在仅用单个国家的常规手段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已经捉襟见肘(除非是极端封闭的国家)，因为整个世界已经联系在一起。例如其他国家货币汇率的微小变动就会对自己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重大影响。然而，问题是迄今为止，世界共同治理的理论还没有被找到。

　　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已经形成“经济三个世界”，即以美英为代表的高端消费和擅长金融创新的群体，以德国、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以制造业和外贸为主的群体，以中东为代表的拥有资源的资源型国家群体。这三个国家群体的巨大差异和所面临问题的不同使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共同方法来同时解决大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努力寻找一条新兴的工业化之路——新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世界能源局势分析

　　西方一度推崇的金融创新是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人类无法长期依靠金融创新来生活，因为不创造物质财富的世界只是虚拟世界。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来带动。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高科技带来的新产业，二是新的能源革命。现在的情况是，发达国家12亿人的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世界上其他国家的50多亿人消耗另外50%的能源。设想如果“金砖四国”32亿人口向美国看齐，不要谈接轨，只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全球的能源已远远不够用。因而，新兴工业化道路的三个关键词是：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而且，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只能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能源战略的思考

　　中国的能源战略，需要思考“一个加法”、“三个减法”和一个制约条件。

　　“一个加法”是指要解决能源增量的问题。

　　在30多亿人即将同时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能源短缺是最为突出的问题。综观世界能源储量及分布，哪种大宗能源能够提供如此大的能源增量呢?答案是，从中国到全世界，煤炭是最切实可行的可以解决人类能源增长需求的能源。这就是我们说的加法，即用储量巨大的煤炭来满足能源需求的增量。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可以被归入新能源的范畴。研究煤炭的利用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煤炭转化过程的清洁化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资源化，而且最好能把两个问题结合并集成考虑。可再生能源对能源增量的贡献也不可忽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政策的倾斜，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的份额会越来越高。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可再生能源的新生产方式与传统能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有很大区别，只有把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特点和优势互补性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二者均显现出旺盛持久的生命力。

　　“三个减法”是指资源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即减少能量和资源损失的三个方面。《资治通鉴》说：“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先人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能源事业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清洁能源体系的要素之一是效率。虽然我们最先考虑的应该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但是我们不能把明天全部押在技术创新上，我们必须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和自然资源生产力，以更少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发展。开发能够生产清洁可靠、廉价丰富的能源的新技术可能需要耗费很多时间，但是改进能源和资源的生产力(即提高能源资源的转化和使用效率)会“立即”帮助我们大幅度降低能源使用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和资源的生产力越强，我们需要生产的能源就越少，需要开采的自然资源也越少。

　　第一是能源转换过程中的节能(第一个减法)，即能源转换效率的提高。我国的情况是，从煤的开采到运输到发电，再到我们用电，煤的热量仅仅使用了不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超过75%的能量在能源转换过程中流失了。如果转换效率提高10%，那么消耗同样的能源，我们的GDP可以增长超过30%。这就是说，中国在做减法上大有可为。

　　第二是能源使用过程中的节能(第二个减法)，即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能源使用方面目前我们浪费非常大。如果使用高效的分布式能源的消耗方式，大量的能源会被节省下来。比如，在冷热电三联供的分布式能源使用系统中，系统提供电能的同时，产生的热能和冷能也得以就近提供给用户，据测算，分布式能源的应用可以使能量的使用效率翻一番。

　　第三是我们现在常规意义上的节能减排(第三个减法)，也就是从产品上来节能。比如电灯的节能、建筑材料的节能等。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方面加在一起的话，仅做减法，在不增加能源消耗、不增加污染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我国GDP的快速增长。

　　这里的制约条件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

　　与可再生能源相比，传统化石能源在转化过程中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问题。它与气候变化、人类生存及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先的地球，也在借用子孙的地球。我们既要考虑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安居乐业，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难题客观上会制约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国际上目前主要精力、主要研究方向是二氧化碳的收集、储存和运输。中国的方向则是二氧化碳的再利用、再循环，将二氧化碳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这更加符合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这就需要把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能源形式综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有机互补的能源链。这样有助于解决二氧化碳的利用和循环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又可以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使气候和环境不受到伤害。社会效益就在经济效益之中，经济效益也在社会效益之中，这两个效益是无法分开的，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内圣外王”。

　　综上所述，世界当前的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有待变革。当经济危机过去后，如果我们还是采用原来的发展方式，在原地踏步，我们的根本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资源问题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就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也不能解决，这是连锁效应。目前世界各国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在一起合作研究如何转变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大家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应对金融危机上。事实上，我们更应该积极努力地找出危机的病源所在，以使危机尽量不再卷土重来，从而标本兼治。现在看来，祛病的良药很可能还是藏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并没有过时。人们对危机的反思似乎应该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

　　新兴工业化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都与能源革命、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有关。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上述“一个加法、三个减法和一个制约条件”所阐述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来建立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方式。

　　当今世界又处在一个新的大规模工业结构变化时期，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转变思维，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问题，创造全新的解决方案。傅成玉总经理的能源战略思维寓科学性、系统性和现实性于其中。下一步我们亟须做的是如何找到实现这些思维的具体路径，细化相关科技支撑体系，争取早日为世界的进步与和谐作出中国海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