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福生是1962年天津大学计时仪器专业毕业生中，分配到最北边的毕业生。
　　“那时候的毕业生分配，都是学校做主，我们班南方人多，南方的企业接收不了那么多毕业生，基本就按原籍由南向北分配，让大家都能离家近些。我是天津人，就来了辽宁手表厂。当时辽表的总部在沈阳，我在沈阳呆了一年多一点，就来了丹东。”说完这话，已经70岁的苏福生认真地算了算，“从我来丹东到现在，快46年整了。”
　　1963年7月，苏福生和他的两名同学一起来到丹东。当时，辽宁手表厂的总部在沈阳，丹东有分厂。“总部的领导告诉我们3个，‘你们去丹东实习吧。’我们就带着铺盖卷来了。没成想，第三天就给我们开了会，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户口已经转过来了，总部和丹东的分厂合并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工作吧。’后来才知道，总部的领导事先就知道要合并的消息，告诉我们来实习，只是一个托辞。当时和我们一起来丹东的，还有一些老工人，他们拖家带口的，可能是担心他们有意见，才这样通知大家。”
　　刚来丹东，苏福生有些不习惯。他毕竟是在天津长大的，分配到沈阳，也是大城市，生活条件一直不错。可来到丹东，每顿饭的主食都是窝头。“胃受不了，那时的伙食，60%是粗粮，吃不惯。”
　　苏福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习计时仪器的大学生。厂领导对他和他的同学非常重视，苏福生的成绩又特别好，当时的厂长周惕就让他到技术科工作。不久，又成立了一个钟表实验室，成员就是苏福生和一位老技术工人，专门负责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刚刚工作没几年，“文革”开始了。厂长周惕被造反派们“打倒”了。因为厂长对苏福生特别关照，总是让他出去学习、考察、开会，苏福生也被盯上了。
　　苏福生说：“当时很危险，实验室被造反派们占领了。我也被列入了‘黑爪牙’名单。后来有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我，我作为‘黑爪牙’的名单已经通过，并准备揪斗我了，是当时的军代表没同意，我才幸免。因为当时还进行生产，军代表也想把生产搞好，缺不了技术人员。”
　　苏福生去了装配车间。在学校期间，苏福生主要学习理论，实践的机会很少。装配车间需要的是实践的技术和经验。虽然没干过，可苏福生凭借着自己的理论基础，没用上一周的时间，就已经和老工人一样熟练了。而且，他还在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并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工具，改善了装配的速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