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1888年——1956年)，宁波人，他生前有不少绰号，如“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火柴大王”等，是民国时期少见的实业巨子，曾担任过国民党治下的招商局总办（总经理）、烟草火柴专卖局局长等职务，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关系微妙，既有求于人，也被人视为肥肉。

　　刘鸿生进入商界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他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公会所办的教会大学，但不幸的是，1916年秋，刘鸿生被校长点名开除了。由于品学兼优，刘鸿生被美国校长卜舫济博士看中，要送他去美国留学，学习神学，学成后回国传教，做一名收入颇丰的职业牧师。刘鸿生婉拒了校长的美意，恼羞成怒的卜舫济开除了这个不识抬举的穷学生。

　　煤炭中的第一桶金

　　18岁的刘鸿生中断学业，为了生计，四处求职，先在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做教员，教那些外籍巡捕学上海话，后来又在租界的审判公廨做翻译。尽管收入尚可，但整日看着洋人审华人，让他心情抑郁，倍觉人生无望，在同乡长辈的推荐下，刘鸿生辞去了这份旱涝保收的差事，到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做了一名跑街。跑街类似现在的产品推销员，月薪100元，另有佣金，每经手卖出一吨煤，能拿到八钱四分银子的佣金。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是个会说上海话的英国人，名叫考尔德，他对工作并不上心，整日纵情声色，所以业绩一直没有起色。在当时的上海市场上有淄博煤、抚顺煤、贾汪煤、淮南煤、焦作白煤和越南海防的鸿基煤，唯独没有开平煤的市场。

　　刘鸿生清楚陪着上司玩乐不是办法，自己的本职是替人家做生意，销售做不好，恐怕饭碗也保不住，所以他工作十分卖力。熟悉了业务之后，刘鸿生向考尔德提了几条建议：“第一，要保全老用户，开辟新用户，不做一笔头生意，必须勤跑勤访，逢年过节送点礼，以增进感情，尤其是烧炉师傅，别看是普通工人，用煤权其实在他们手里，说煤好就好，说坏就坏，而且在他们社交圈中也多是烧煤工人，可以帮助开辟新用户；第二，按质论价，以前售煤不分等级，好坏搭配，都是一个价，用户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不如把统煤分成煤块和煤屑等几个等级，分级出售，保证质量。第三，保证按时供应，要嘴勤腿勤，及时掌握用户的需求，并做好调运计划，既不能让用户积压太多煤，也不能让煤脱销。”

　　考尔德见刘鸿生不仅陪他吃喝，还能帮他拓展业务，早已视之为亲信，便鼓励他放手去做。刘鸿生按自己设计的方案认真实施后不久，开平煤便在整个上海畅销起来。

　　1909年秋，刘鸿生突然接到开平矿务总公司大班（总经理）的电报，要求其速往天津会晤。原来，考尔德的盛赞加上业务非常出色，刘鸿生引起了总公司极大兴趣，将对其另有任命。天津之行让21岁的刘鸿生做上了新成立的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售品处经理，全权代理开平煤在长江下游的华商中的销售。很快，刘鸿生将办事机构建立起来，并建立了煤炭化验室和锅炉技术室，前者负责各批进入堆栈的煤炭的化验，将发热量、灰分、挥发量、含硫量、固定碳等等，以及煤块、煤屑和煤矸石等成分比例，都做出化验报告供用户参考，由化学家娄恩后做负责人；后者负责替用户检查锅炉设备、提供改进方案和节约用煤的措施，由留英回国的金芝轩负责。对两位专家，刘鸿生都付以高薪。

　　接着，刘鸿生在上海浦东招商局华栈的东面沿江一带，购置了一块地皮，建设开平码头和煤炭堆栈。同时，刘鸿生带着弟弟刘吉生前往沪宁线上各个城镇推广开平煤，他采用薄利多销、补贴佣金、赊销，甚至跌价销售的方法，很快将一些小型煤矿挤出了市场。

　　由于刘鸿生有技术支撑，并投入几万元在宜兴建立了几座烧煤制作紫砂的陶窑作为实验，宜兴陶业打消了顾虑，全部由烧柴改为烧煤。刘鸿生更以优厚佣金委托各个煤号销售，与他人合伙开设煤号，在沿江各地设立码头堆栈，这些措施改变了长江下游数千年烧柴的习惯。在长江下游广大城乡，刘鸿生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开平煤的销量一下子跃居第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平矿区附近的滦州矿区畏惧革命势力，将滦州矿权交给了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两矿合并，称为开滦矿务公司，刘鸿生也就成了开滦矿务在上海的买办，业务范围和煤炭的销量也随之扩大，每年净收入数十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商开滦矿务公司的货轮被英国政府征用回国。为解决运输问题，刘鸿生自己承租船只，从秦皇岛装开滦煤到上海销售，三年下来，单运输费用刘鸿生就赚了一百万两银子。他又委托英商壳件洋行在浦东董家渡购买了江边地产，与义泰兴煤号等合伙开设了董家渡煤炭堆栈。这期间，刘鸿生经手销出的煤炭最多的一年达二百五十万吨，约占开滦煤矿年产量的四分之一，他个人收益最多时一年可达一百万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30岁的刘鸿生已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了。

　　投资实业

　　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刘鸿生将目光转向了实业，在当时，开办火柴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是这样考虑的：一，在1919年，苏北大水成灾，大量难民流落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可以以救灾为名招收难民做工，同时在购置地皮、注册登记、申请贷款和纳税上能得到便利和优惠；二，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有大量的工序需要手工，正好可以使用难民；三，火柴是日用必需品，积沙成塔，大批生产可获可观利润；四，当时的中小火柴厂多生产极不安全的黄磷火柴，生产安全火柴的国内厂家，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没有竞争力；五，畅销的有两种洋火，瑞典凤凰牌运费大，价格高，日本猴子牌在我国国内生产，是一大劲敌，但“抵制日货”的呼声很高，应该有能力对付。1920年，刘鸿生的“鸿生火柴厂”在苏州成立，定名为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

　　刘鸿生深知，产品的竞争力在于价格和质量优势，获得这两种优势的关键在于技术、设备和人才，为此，他不惜重金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并亲赴日本磷寸火柴厂考察，多方比较后，排版车、拆版车等设备从日本采购，其他设备采用国内仿造的机器，原料中的硫磺购自日本，氯酸钾取自德国，赤磷、黄磷大多从德国、瑞典进口，洋蜡则购自美、英等国，梗木和盒片一部分从国内购买，一部分从日本购进，之所以多方选购，一方面出于价格考虑，主要则是不想让生产受制于人。

　　刘鸿生又高薪聘请了日本技师来传授技术、培训工人，接着聘请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任总工程师。日本技师对解决“火柴头易受潮脱落”以及“火柴盒旁赤磷片易因磨损而脱落”两个关键问题的技术实施保密，最终由林天骥攻克了这两个技术难关。难民和廉价的童工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刘鸿生还将糊火柴盒的工作外包了出去。

　　火柴厂一炮打响后，1920年，刘鸿生决心再办一家水泥厂，水泥当时习称“洋灰”。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建筑逐渐西化，道路、桥梁、堤防更是需要水泥，而很多是从欧洲进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欧洲来的水泥供给锐减，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这对刘鸿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商机。水泥是笨重物资，从海外远道运来，费用很高，价格必贵，国内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成本价格双低，就不怕和洋货竞争。刘鸿生说服七十多岁的商界领袖朱葆三出面主事并集资，清末状元南通张謇也投资入股，于1923年3月，华商上海水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

　　在原料产地生产还是在上海生产的问题上，有一个插曲，当时刘鸿生力主在上海生产，他说：“厂址的选择，或就近原料产地或就近市场，白石百吨可制水泥七十吨，但水泥运费比白石高出何止一倍，如果走漏、受潮、船只倾覆，一船水泥与一船白石，损失不可比也。”

　　办厂前，刘鸿生先去唐山参观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水泥生产厂家——启新洋灰公司，又三赴日本参观学习，但日本人已在大连设立分厂，生产龙牌水泥，志在我国市场，所以对刘鸿生之行多方设阻。刘鸿生气愤之余，把眼光转向了欧洲，在好友德国工程师马礼泰的介绍下，去德国一家水泥厂学习访问了一个月后，同厂方签订了一份购买整套生产设备的合同。

　　每天，刘鸿生站在自家的洋楼上，就可以看见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白烟，如果冒出的是黑烟，刘鸿生便知道是窑中空气不足，煤炭没有充分燃烧，马上，厂里就会接到电话，电话里传来一声大喊——“喂，告诉你，厂里的黑龙在升天了！”

　　整个20世纪20年代，刘鸿生在不停地投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1926年，刘鸿生对各项事业的投资额已达到三百多万元，在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鸿生火柴公司、裕生火柴公司、义兴泰码头公司、煤业公栈、柳江煤矿铁路公司等企业中享有完全或大部分控股权。1927年，刘鸿生与银行家陈光甫合组了大华保险公司。

竞争

　　1923年，上海水泥公司投产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分销象牌水泥。当时，它面临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国内最大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另一个是大连日商小野田生产的龙牌水泥。从此，龙、马、象为争夺销售地盘，展开了惨烈的竞争。

　　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公司一开始便杀入启新公司控制的核心地盘—京津地区，在天津设立了分销处，启新公司马上还以颜色，迅速进入上海，跌价竞争，旨在搅乱上海水泥市场。刘鸿生很快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上海水泥公司仿效启新的水泥包装，以利竞争，二是趁启新跌破成本价销售之机，大量收购，再返运天津销售，败坏启新公司声誉，并搅乱天津水泥市场。

　　双方很快坐到了谈判桌边，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上海水泥公司退出京津为主的华北和华中地区，确保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启新公司在上海及周围地区限量销售。协议从1925年7月1日执行。1924年，上海水泥公司全年亏损三万八千余元，达成协议后的1925年即盈利一万两千余元，1926年又盈利十二万元。达成协议后，双方不再跌价竞销，反而商定两次提价。“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刘鸿生打出“联华制夷”的口号，联合启新公司将日本小野田生产的龙牌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造成象、马共占中国市场的局面，并且名利双收。

　　1928年后，在南京新成立的中国水泥公司收购了无锡、太湖两家水泥厂的机器，股本从一百万元增加到二百万元，日产量从五百桶猛增到二千五百桶，其生产的泰山牌水泥对象牌和马牌都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刘鸿生照方抓药，极力促成三方联营，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在联合区域内，划定各自的销量，并协议成立一个联合营业所。协议达成后，中国水泥公司依仗实力雄厚，并不执行，直到两年后，日本水泥大举反攻，三个公司都力不能受，才最终实现了联营。当时三家的产量之和约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联营避免了跌价竞销，同时抵制了日本水泥的倾销。“联华制夷”的策略让刘鸿生成了人们口中的“水泥大王”。

　　与水泥行业至少上百万元投资不同，投资办一家火柴厂则门槛低很多。1927年，刘鸿生在苏州的鸿生火柴公司附近又出现了一家民生火柴厂，刘鸿生通过竞争手段将其挤垮，但这样小规模的火柴厂正以雨后春笋之势在长江中下游不断冒出来。门槛低，看见有人赚钱，便一窝蜂地上马项目，同质化竞争，看来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

　　刘鸿生火柴厂火过一阵子，也赚了一些钱，但很快就陷入困境。据当时日日社报道：“瑞典火柴商利用本国原料之价廉，所出商品，与世界各国火柴业竞争贱卖，以妄图称霸全球，近三年来，全世界已有五十余国之火柴归瑞商垄断，即英美诸国亦勿能免，近数月来，又传瑞商向我国政府表示，愿出资一千五百万元，中国火柴业在五十年内归其专卖，各地火柴商闻此消息，惊恐异常。”在瑞典火柴的倾销下，中国的火柴工厂纷纷倒闭，余下的连年亏损。

　　1928年8月，决定抗争的刘鸿生发表了一份告全国火柴同业书，提出同业合并的想法。在告同业书中，刘鸿生开列了合并的种种好处：可以减少对内竞争，避免自相残杀；可以调剂生产数量，减少各自库存，适应需求；可以直接大宗订购原料，能压低原料价格，也省去通过洋行进口的佣金；合并后的公司规模宏大，有能力聘请专门技师，改良产品与洋货竞争；合并后，各种经费可通盘筹算，符合经济原则；合并后的新公司承担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在刘鸿生的倡议和活动下，1929年11月22日至30日，全国有五十二家火柴厂派代表在上海集会，讨论“挽救国货火柴工业方策”，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通过了联合会章程，公推刘鸿生为常委会主席。大会又决定，闭幕后，全体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援助。尽管工商部长孔祥熙接受了请愿呈文，蒋介石也亲自出面召见并设茶点招待了代表团，但国民政府怕得罪瑞商使瑞典政府贷款落空，所以对代表团只是敷衍了一番。

　　请愿失败后，刘鸿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松散的同业联合会无法应对瑞典火柴的进攻，只有同业合并一条路可走。最终，规模最大的荧昌火柴公司、鸿生火柴公司、中华火柴公司合并重组为大中华火柴公司，1930年10月21日在新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会上，众人推举乐振葆为董事长，刘鸿生为总经理。刘鸿生就任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后，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先把长江一带所有的火柴厂全拿下来，减少生产，提高售价，以获得足够的利润，再向全国扩张。他在给留学英国的几个儿子的信中说：“我力图使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合而为一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我这种努力并非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对这一个别行业的观点，同样也可以实行于我们所经营的其他行业。”

　　通过跌价竞销的手段，刘鸿生迫使其他火柴厂要么倒闭，要么接受被其收购、承租或合并的结果。1930年，大中华火柴公司便拥有了七个制造厂，控制了中国火柴产销的半壁江山，到1931年7月，其销售点已经遍布全国，并在大中华火柴公司成立后的一年中四次提价。在管理上，刘鸿生设立了考工科，加强了对工人的管理，设立技术科，专门负责全公司的技术革新，并聘请留美的林兆堂任成本会计。各厂增添设备、改进流程、降低成本，很快实行了盈余。

　　集团管控

　　1930年，在上海的四川路6号，树起了一座宏伟的八层大楼，这便是刘鸿生大名鼎鼎的企业大楼。地皮和地上旧屋费去刘鸿生规银十六万两，建楼又耗银八十六万两。建成后，刘鸿生将他经营的各个主要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到这个大楼中，便于加强管控。大楼二、三层是开滦煤矿上海售品处和刘鸿生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公司；七层是账房、刘氏其他中小企业、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机构；第八层为刘公馆。

　　刘鸿生要求他的刘氏企业，除生产任务由各生产单位独自负责完成外，其他各项如行政管理、人事调配、资金调拨，物资材料采购、工矿产品的推销，以及仓储、运输、保险等业务，全部集中到总部，由神经中枢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这体现了刘鸿生已初具现代大企业管理意识，此时刘鸿生38岁。“刘鸿记”账房最初只是负责刘鸿生个人财务收支和财产保管的机构兼办理对外文书契约的秘书室，随着刘氏企业越办越多，逐步变成各企业财务收支的中心，发挥着调剂作用。接着刘鸿生觉得他赚的钱放在银行吃低利息，贷款要付银行高利息，等于给银行打工，干脆自己办个银行。1931年4月，设立在企业大楼第一层的中国企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银行家范季美任经理，叶起凤任副经理，不久银行正式开业。

　　刘鸿生拟定过一个“实行集中管理之计划及其方案”，他设想中的用于集中管理的组织叫“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他认为集中管理有四大好处，他说：“一曰人才之集中，今之新企业，关于专门技术等项固需延聘专家，其他有关管理人员，亦必须有相当之学识经验，方能胜任愉快。各公司分别罗致，不惟适才难得，且财力亦有所不及；一曰财用之经济，经济之作用，以集合而消费省，以分化而消费多，至若金融之周转，资本之运用，贵乎调度适宜，呼应灵通；一曰办法之统一，鄙人前后所经营公司，现已十余处，虽性质不一，出品不同，然关于根本之管理方法，无不宜适用科学的方法；一曰分工之精密，公司业务贵合作又贵分工，合作力量厚，分工技业精。性质相同之事务，分合部局，各设专管人员，分工愈精，效力愈大。”刘鸿生可谓深得管理三味者，并明确提出管理是一项专门的职能，可惜他的眼光太超前了，他手下那些管理人员大多不具备现代经理人的思维和素质，并各谋私利，所以尽管他实施了大胆的组织结构调整，但由于他们阳奉阴违，中国企业经营股份公司最终还是于成立的当年（1932年）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日军侵略，加上国民政府在南方剿共，因财政吃紧，大肆搜刮，并滥发公债，导致百业凋敝。刘鸿生在挣扎中经营，没有喘息调整的机会。

　　下坡路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寇侵华加剧，日本企业卷土重来，刘鸿生的各项事业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据1934年度刘鸿记账房资产负债表显示，刘鸿生负债总数达到五百六十三万元。之前开滦矿务局以刘鸿生出任招商局总办，无法专注其业务为由，撕毁了和刘鸿生的代理合同，这等于断了他一条稳定的现金流。上海沦陷后，刘鸿生远走重庆，在大后方办了几个企业，尽管效益不错，但都被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官股”控制，管理层为特务把持，自己名义上是总经理，实际上是小伙计，这让刘鸿生非常灰心。

　　抗战胜利后，刘鸿生回到上海，但好景不长，随着内战大溃败，很快国民政府经济上也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狂跌，物价飞涨，为了实行所谓“币制改革”，蒋经国跑到上海“打老虎”，刘鸿生含泪让下属各企业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万三十万元和数千元银币。上海解放前三天深夜，刘鸿生被上海社会局局长陈保泰带着武装人员“请”到广州参加“紧急会议”，到了广州，刘鸿生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紧急会议”，便趁人不备，跑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他并不闲着，还飞往兰州、重庆考察，回港后，办了一家“中国毛业公司”，专营西北羊毛。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刘鸿生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乘轮船离开香港前往天津。建国后，刘鸿生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兼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3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鸿生一生曾两次“受辱”，第一次被大学开除，发迹了的刘鸿生想用钱羞辱一下校长卜舫济，他为圣约翰大学捐建了一座社交馆。在落成典礼上，刘鸿生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主席校董。本想公开挖苦一下卜舫济的刘鸿生选择了“遗忘”，但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们为刘鸿生后来的事业提供了上层人脉和管理人才，其中就有宋子文。第二次，因为在苏州开办燮昌火柴厂的岳父看不起他这个煤炭公司的跑街，阻挠过他的婚姻，他曾发狠要让老头等着瞧。后来，不顾夫人劝阻，将鸿生火柴公司设在苏州，和老头唱对台戏，把老头的公司挤垮，尽管以高价买下岳父的企业，并将郎舅养了起来，但其心思不可谓不深沉。

　　刘鸿生每进入一个行业，都务必将其吃透，四处求教，甚至通宵不眠研读有关方面资料文献，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做到“门清”。刘鸿生精通英语，可以和外国技师交流，也是他的优势。他重视并厚待人才，如在南方火柴头无法度过梅雨季节的问题上，林天骥花了很长时间都无法攻克，不少人劝刘鸿生解聘他，但刘鸿生坚持己见，最终解决了问题。

　　除了“合纵连横”的本事之外，刘鸿生信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一方面开办了很多企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子女的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为了应对不可测的未来政局，他将子女分别打发到各个强国留学，不管未来对中国的争夺是英美胜，还是日德胜，总有能和列强打交道，说得上话的后人。但他只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透结局，最后的一张大牌是苏俄。

　　1956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他的价值两千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六十九岁的刘鸿生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看得分明，又看不分明的世界，此时的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着手，开始了建国后第八次大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