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善诗文，《明史?李梦阳传》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身居相位，又能礼贤下士，注重“以诗文引后进”。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和才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此前，被台阁体垄断的诗坛，充斥着华而不实的平庸之作、“兴象不存”的文字游戏、无病呻吟的糜糜之音，致使诗坛毫无生气。李东阳针锋相对，提出“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主张诗歌创作“导源唐宋”。他在诗歌创作中，继承唐宋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大量有真情实感的诗作。茶陵诗派的忠实追随者谢铎、张泰、陆代、邵宝、石瑶、罗记、顾清、鲁铎、何孟春、汪俊等人积极鼓吹，实践这些创作主张，活跃在诗坛，为茶陵诗派的发展推波助澜，结束了台阁体独占诗坛的局面，开辟了“真诗复生”的新蹊。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载》中称：“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一废”。

　　茶陵诗派的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上虽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但在“导源唐宋”的诗歌创作主张方面，对以李东阳为首的“前七子”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导向作用。“前七子”提出的“诗必盛唐”就是在“导源唐宋”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后来，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诗派，也继承了茶陵诗派“导源唐宋”的诗歌创作主张，但走向了极端，由“导源唐宋”变成了模仿“唐宋”，掀起了复古主义狂潮。因为“后七子”拥有一批有实力的骨干，逐步取代了茶陵诗派在诗坛的领导地位。由于“后七子”的极端化主张，因此把诗歌创作推进了死胡同。明末，钱谦益、程孟阳等文学家“又复理东阳旧说”，“论诗则推茶陵”。茶陵诗派再度“别开生面”。

　　李东阳不仅是造诣很深的诗人，也是明代的散文大家，《明史．李东阳传》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明弘治年间主编《大明会典》(180卷)，正德初，主编《孝宗实录》(224卷)。并著有《怀麓堂集》(100卷)、《麓堂诗话》。后来，这些著述都辑入《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