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在一个热闹的人体油画展上，我邂逅了一位回族青年。他简单地向我介绍自己，“叫杨彦。生在青藏高原，长在金陵，喜欢画国画。现居牛街一个祖传的四合院里”。接下来几年，他成了我家那间斗室的常客。来时，时常带着自己的山水画新作。那些日子，聊画看画，成了几个文化小青年的一大兴致。那时，欣赏杨彦的山水画，感觉是一件相当郑重庄严的事情。还记得，那幅著名的《大宁河览胜》图卷长达二十三米，是在很委屈的状态下被徐徐展开的：几个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转圈，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着画，唯恐有些许闪失。空间的狭小和画卷的震撼气势有种强烈的反差，至今不会忘记。

　　初见杨彦，只觉得质朴有余，练达不足。听说我对他的画作感兴趣，杨彦很兴奋，马上相约择日牛街家里见。那是牛街沙栏胡同里一座坐南朝北的高台阶院落。院内东西南北的房子举架都很高，院墙厚重，显然不是过去“小住家”能够置办的产业。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把祖宅震得歪斜，杨彦的画室由此得名“西歪屋”。杨家属书香门第，杨彦的祖父杨明德老先生是著名回族教育家，曾参与创办了回民学院。杨彦的外祖父马鸿喜先生是徐悲鸿好友。杨家的院落静静的，当时南房还被“挤占”着。一溜北房是杨彦的画室兼客厅兼卧室，最东边的一间还住着一位朋友。

　　走进屋里，便见一张大画案，上面摊满笔墨纸砚。墙上，地下，到处都是完成或未完成的水墨画作。记忆中，屋内除了画，确实没有其他“温馨亮点”了。而杨彦招待客人的项目也简单，就是“看画”。那时的杨彦虽然已接近而立之年，却不善客套，倒像个孩子一样，只沉迷于自己喜爱的艺术当中，介绍自己的作品时滔滔不绝，很兴奋，绝没有“推销”的成分，介绍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和来客分享一下绘画的快乐，“谁能欣赏，谁就是我的知音”。一张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杨彦十九岁时的作品，那时的他还与父母生活在南京，其绘画功底与天赋已经令观者赞叹称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彦移居京城。当时，这位青年画家的作品，一类灵感大多源于唐诗宋词的意境，一类是山川大河长卷，风格迥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一种清幽意境，画面呈现古典的美，用杨彦的话说“入境”者方可会意，不达者不可言说；后者气势磅礴，传递江河奔腾的旋律，几幅著名的长卷，《大宁河览胜》、《长白山》和《山川乡国情》等，都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准确地说，也是在牛街这老宅的画室中完成的。

　　当初，名不见经传的杨彦面见李可染、蒋兆和、黄胄、溥杰、启功、黄苗子等书画大师，把自己的《大宁河览胜》长卷呈上时，几位前辈欣喜不已，热情地为他题字题跋，可染先生题卷首，黄苗子作跋，启功先生赋诗并题“千里江山一卷收，丹黄木叶晓云稠。林泉橐笔功无尽，莫放空间百尺楼”。更感叹“此卷长达十丈，写来倍见勤苦，获观弥感欣慰也”。

　　杨彦十分崇敬自己的恩师李可染先生。1987年正式拜师后，杨彦深得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在创作上日臻成熟。事实上，杨彦的不少早期作品，那厚重的笔墨、画面的布局，颇具李可染先生的风格神韵。那时每逢得意之作出炉，杨彦在画上签名时，故意把“彦”字多加一撇，以区别于那些平常之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无论是在牛街的画室中，还是来友人家品茗小聚，杨彦常爱将自己对于当代国画和艺术家的创作所做的思考与大家分享。记忆最深的是，他认为，与老一辈相比，他这一代国画家并不是在单纯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国家开放了，各种艺术风格流派信息和作品都在冲击着中国艺术家的传统思维创作模式，艺术家的眼界更开阔了，创作心境和想表达的思想或许与历史上的中国画家有所区别。后来，杨彦自己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1998年，杨彦曾创作了一组“城市之光系列”作品，其中一张题为《大漫游》的水墨画，主题竟是一部手机。那是一部用夸张艺术手法绘出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都是读不懂的怪异汉字，按键号码密密麻麻，接近上百。屏幕上方麦克风的位置设计成了一只眼睛。那一年，杨彦迈进不惑之年。这“城市之光”的作品或许是艺术家对当时经济高速发展给人与社会带来的冲击的一种诠释及忧虑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牛街拆迁了，杨家的祖传四合院也化作了瓦砾。杨彦用一幅鲜红的石榴水墨画把自己对旧院的思恋留下了。从四合院中走出来的杨彦令中国国画界欣喜不已，令世人不敢小视。从城内搬到城外，从城南移师城北，不知道当年杨彦是怎样告别老宅，开始幸福的新生活，更不知道他的艺术生涯从此开始了怎样的转折，因为此后的十几年竟然没有见到杨彦！这些年，倒是时常能从画店的墙上认出他的山水新作，又偶然从《复兴之路》一书中的60多幅插图，《于丹·庄子心得》和《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等书的插图中重识杨彦的墨韵，色彩已明显由过去的浓暗厚重变清淡柔和绚烂，展示出的是一个心灵深处更加舒展的艺术家的风格。

　　据我所知，杨彦的早期作品有不少都送人了。送的人，用当今精明商家的眼光来看，大都是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人。送的原因也大多简单，别人张口说喜欢，自己不好意思回绝。与杨彦交往，感觉他是个懂得感恩、情义并重之人。1989年12月，李可染先生去世。那阵子只见杨彦忙前忙后，抽空来我的斗室小聚时，话题都是先生生前身后之事，对恩师的缅怀之情溢于言表，绝无作秀之意。不能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杨彦自己还苦于生计无着落之时，却热心地为几位金陵画友张罗着在京办画展，为人家宣传介绍时可谓尽心尽力。在“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杨彦显得十分单纯，几近于傻。

　　那天，读了冯其庸先生在“瓜饭楼”为杨彦亲笔题写的两首诗，感觉作为晚辈的杨彦是多么的幸运，作为画家的杨彦更是遇到了平生难得的艺术知己：“纵横画笔任纷披，怪石险峰别一奇，画到幽微灵秀地，嵇康阮籍同卜居。”冯老是学问大家，亦是书画高手，在这位长者的眼中，后生杨彦不仅天赋高，且勤奋用功，实属难能可贵。

　　掐指一算，今天的杨彦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可还像个孩子一样”，见过杨彦的人大多这样评说。但是，谁能说“内心单纯，情感丰富，只醉心于摆弄笔墨”，不是一位真正艺术家所该具备的独特气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