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制试验夭折，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没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开花结果

    多党制的尝试在中国不是没有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至上、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专制统治，算是打破了对政党活动的限制，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国会，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实际的政党、政治团体数目高达300多个。许多人真诚地希望，用包括多党制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以实现强国富民之梦。可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它的国情、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多党制缺乏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议会政治更不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务，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国会被封建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多数政党或沦为封建军阀的附庸，或堕落为追逐名利的工具；选举中贿赂公行，议员声名狼藉。随着袁世凯暗杀革命派领袖，解散国民党，踢开国会，进而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试验破产了。这说明，资产阶级议会管不住封建军阀的枪杆子，实行多党制只能是一相情愿。

    不是机遇格外垂青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什么偶然因素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领导地位，而是中国近现代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只有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是仅有几个小组、几十位党员的小党，处于被打击、被迫害的地位。是不是机遇格外垂青共产党，或者是什么偶然因素把共产党推到了领导地位呢？不是的。在纷繁复杂的政党活动后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一切政党的成败兴衰。中国近现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这两个任务又是相互联系的，只有首先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使国家走向富强。在历史提出的这两个任务面前，任何政治力量都是平等的，谁能够领导人民完成这两个任务，谁就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三种力量：他们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

    第一种力量，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先是北洋军阀，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他们是反动的力量，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这个政治力量貌似强大，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控制了中国的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对内以封建主义势力作为其主要的社会支柱，这样，他们就站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主要的和直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政权也先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掀翻了。

    第二种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若干中间党派或这些党派中的若干领袖人物以及某些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是中间力量，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自由、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将丧失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他们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先生”侵略“学生”的历史。还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他们由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放手发动中国的主要群众──农民。这样，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从而使中国争得独立并臻于繁荣富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也就始终未能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走向反动之外，多数人也逐步地承认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因而抛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

    第三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他们是进步力量，主张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由此走向社会主义。从党本身的特点看，它也具有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政治上远见卓识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个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比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铸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样三件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法宝；规划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等等。从而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显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完成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使它具备完成这两个任务的主观条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领导者的根本原因。事实也正是如此。民以食为天，仅从吃饭问题看，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时说过一句话：我把四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留给了共产党。历史上中国的任何政权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胜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饱受奴役压迫、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表现为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事业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确立了领导地位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历史的必然要求最终表现为人民的选择。谁能够领导，谁不能领导，终归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并非只有共产党人才懂得。但是，只有代表先进阶级和先进生产力的政党才能真正、彻底反映和实现人民利益，而其他政党或者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或者始行而终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群众，标榜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迫害和污蔑，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说，共产党是个穷党，又被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奇怪，就是这样的党，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原因很简单：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的认识，不仅是听其言，更是观其行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尽管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党的具体政策不断有所调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贯穿在党的全部实践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党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和贡献表现得尤为鲜明。党成立后不久，就联合其他政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其他势力脱离了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开辟了土地革命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面临亡国危险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和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四次大的革命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献出了生命。仅举几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时，遭受围追堵截，人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陕北，30万人保留下3万人。两万五千里长征是20世纪“地球的红飘带”，而这一红飘带却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据《西行漫记》记载，在斗争惨烈的鄂豫皖根据地，有的红军战士家庭甚至整个村落群众都被杀光。据中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全国有名可查和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370余万人。另据七大时的估计，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有76余万，其中有共产党员32万；1927年至1932年，仅在刑场上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少在100万以上。根据建国初期的普查，全国有2100万革命者牺牲。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的政党及其成员，才能有这样大无畏的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精神。党的历史是对党的性质、纲领的最好说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表明，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忠诚、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认识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形成了“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鱼水关系。解放战争初期，一方是用飞机加大炮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队，另一方是小米加步枪武装的120万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悬殊的。然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武器的优劣，而是人心的向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得到人民的支持，解放战争开始，在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只有一二十万人，经土地改革得到翻身解放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加子弟兵，3年后，已经成为百万大军。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多达百万，人推肩扛的运输力量超过了国民党美式装备的机械化车队，保证了前方供给，创造了中外军事运输史上的奇观，人们说，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赖以确立的根本条件。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主张走中间道路的人丢掉了幻想，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作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使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建立了一些民主党派，对促进民族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中间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集团对民族经济肆意摧残；在政治上，他们撕毁政协决议，召开由自己一手包办的伪“国大”，暗杀民主人士，甚至勒令中国民主同盟解散，使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彻底破灭。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党派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走向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1948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恢复民盟的会议中宣告：“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想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今后应积极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与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为彻底推翻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和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斗争”。1948年各民主党派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这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上的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各民主党派一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这样，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中国除极少数反动分子之外的各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姚 桓/北京市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