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于1886年诞生于广东高明县明城新元坊的一个贫苦劳动者的家庭。童年的谭平山在明城东洲书院度过了六个春秋。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锻炼，为他后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8年，谭平山考进了广东省最高学府——两广优级师范读书。1909年，在“两广优师”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在雷州中学任教期间，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士。本文拟就在辛亥革命前后，谭平山的思想和活动，发表个人的浅见。尚祈诸位同行匡正。

一

　　家庭的厚望，学校的教育，谭平山在两广优级师范读书时期，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参与革命活动。明城是高明县的文化政治中心，距城东三里处的东洲寺，于光绪十六年设立东洲书院，是远近闻名的高明县最高学府，在这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谭平山的童年就是在明城和东洲书院渡过的。谭平山在东洲书院度过了整整六年时间，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锻炼。东洲书院特别注重中国历史的教育，谭平山为历代的英雄豪杰、忠臣义士所感动。他尊崇历代热爱祖国，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人物，特别崇拜文天祥。他还亲自用毛笔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长期挂在自己床头的墙上，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走到哪里，正气歌挂到哪里，直至晚年仍如此。足见，早期教育对他一生影响之深。

　　1904年夏天，谭平山在东洲书院毕业。他的父亲谭超凡为自己早年未能进入学校读书而终生遗憾，他决心让儿子平山继续读书。甚至不惜变卖家中仅有的值钱财物，宁可自己束紧裤腰带，也要儿子好好上学。谭平山为父亲的决心所感动，他暗下决心，立下誓言，用奋发读书，来报答老父亲对自己的关怀。1904年秋，谭平山考进了广肇罗中学，1906年，正当谭平山在广肇罗中学临近毕业之际，谭超凡病危，不幸的消息传到肇庆，谭平山急急忙忙赶回高明。谭超凡临终叮嘱，要谭平山读大学，要“守成创业，振发家声”(《谭君牧自传》存谭君牧档案内)。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谭平山的大哥谭干祥遵从父亲遗托；紧衣缩食，四出借贷，继续支持谭平山学习。1908年，谭平山考进广东省高等学府——两广优级师范。谭平山从偏僻的山区，来到繁荣的大城市广州，接触面比过去广了，在“优师”他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看到了许多新的事物，他的思想也逐渐起了变化。走出了“守成创业，振发家声”的狭小天地，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谭平山进入两广优级师范读书的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霸占中国领土，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腐败的清朝政府，对内加强压迫人民、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与侵略者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华民族正处在危亡的时刻。为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青年，无不义愤填膺，决心力挽狂澜，献身于祖国。谭平山也不例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思考着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开始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结起来。

　　谭平山进入两广优级师范学习前后，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起义的时候，如同盟会领导的华南沿边起义；光复会在浙江、安徽起义；四川的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在江安、泸洲、成都、叙府多次发动起义，湖北、湖南的革命党人发动会党进行起义等等。特别是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亲自领导同盟会在华南沿边的六次起义，即1907年5月，广东饶平黄岗起义；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防城起义（钦、廉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洲马笃山起义和4月云南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谭平山为之感动，1909年他毅然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谭平山自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此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反清宣传活动。这是谭平山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也是谭平山后来参加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起点。1910年，谭平山在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后，来到了广东的边远地区——雷州中学。在雷州，谭平山一边教好课，一边继续开展反清宣传的秘密活动，对师生进行民主主义的教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反动政府的丧钟，消息传到雷洲中学，谭平山欣喜若狂。同月，广州宣布独立，胡汉民出任都督。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按共和政体和临时约法，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纷纷成立临时参议会。谭平山在雷州中学积极宣传反清斗争，又是同盟会员，很自然被推选为雷州代议士。从此，谭平山作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参加议会活动。不久，升任为雷州中学校长。从此，谭平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雷州地区。同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翌年一月，广东同盟会也更名为国民党，谭平山以同盟会会员身分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谭平山自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当时的雷州，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历代京官，只有犯错误，受排挤的，才被贬到雷州，人们闻而生畏，对于雄心勃勃、追求大事业大成就的谭平山，觉得很难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自己不愿意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决心离开雷州，寻找新的出路。1916年，他调任阳江，第二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系学习。从此，谭平山走向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

二

　　在北京大学，谭平山以《新潮》为阵地，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形成激进民主主义者。1917年夏天，和谭平山一起考上北京大学的有他的高明同乡同学谭植棠，还有广州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1916年冬，蔡元培出任校长后，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都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任教。陈独秀、蔡元培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李大钊任图书馆长兼教授。陈独秀在上海主办的《青年杂志》也迁来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这对北京大学影响很大。从边远的雷州半岛来到祖国文化中心北京的谭平山，真是大开眼界。

　　北京大学由于“学术思想自由”，学术研究气氛十分活跃。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推动下，有觉悟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创办刊物。又得到校内进步教授的支持和帮助。1918年秋，谭平山、俞平伯、张崧年等十四人，加入了在陈独秀支持下，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组织的新的学术组积。出版新的学术刊物。10月13日，谭平山参加第一次预备会议，讨论了办刊物的性质，会议决定了所办杂志名称和三要素：一是批评精神，二是科学主义，三是革新文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84页。见元邦建：《谭平山传》第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李大钊也积极支持杂志《新潮》的出版，并专门腾出图书馆的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社的社址。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新潮》终于诞生了。谭平山为《新潮》的创作号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蔡元培审阅后加了批语：“右论甚有见地”(《谭平山文集》，第26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对谭平山的论文表示赞赏。以后，谭平山又在《新潮》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著。随着《新潮》在全国的广泛发行，谭平山的论文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从此，谭平山亦开始崭露头角。

　　谭平山在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此，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吸引了北京的爱国青年，同时也吸引了谭平山。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新潮》为阵地陆续发表《共产党宣言》十大要纲等论著，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1919年5月，他在《新潮》发表《“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针对当时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指出：“即使社会主义侵润全国人心，社会党员布满海内，亦已如机械体之附入安全瓣，而无意外危险之虞，且将发挥其真意义消却其危险性，而贻世界从良好之模范也。若是者，非为某阶级讲利益之事，乃为世界谋和平，国家策长久，社会图安宁之事。质辞言之，乃为吾人自求多福之事也，愿我国国民，其毋忽诸”(《谭平山文集》，第26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平山这篇论文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之一。据现在所知，中国最早刊登《共产党宣言》摘译文章的，是北京《每周评论》，那是1919年4月6日。几乎是与谭平山的论文《“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同时发表。论文虽不是系统介绍和翻译全文，但毕竟使中国人民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不朽著作。我们认为是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如前所述，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研究气氛十分活跃。谭平山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各种学术性组织，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他不但是北大哲学研究会的成员，也是新闻研究会的成员。他经常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立场，不仅为《新潮》写文章，也为《北京大学学生日刊》撰稿。1918年10月，北京新闻研究会，在谭平山和北京大学有关的师生共同努力下，正式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徐宝璜，邵飘萍为导师。会址设在北京滩东口红楼34教室。谭平山是获得听讲一年证书的二十三人中的一个，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组，谭平山和徐宝璜、陈公博、曾杰、黄欣等五人，被会议推选起草新闻研究会的章程(《北京大学学生日刊》1919年2月10日)。谭平山在各种学术性的组织和活动中，接触、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为其后来从事革命事业活动开辟了视野、奠定了基础。

　　1919年5月，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首先爆发，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中心，谭平山在这次运动中，是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会议决定在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开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谭平山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还参加了当天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谭平山曾“光荣”地被北京反动军警逮捕关押(何博《我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见《谭平山研究史料》第372页。)在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下，经过全市师生的坚决斗争，谭平山和其他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释放后，谭平山到处宣传在被关押期间，北京各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关心，并感慨万分的告诉别人说：“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业也一定会有群众的支持”(元邦建《谭平山传》第1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实际斗争教育谭平山，他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决心更大了。

　　经过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谭平山的思想迅速起了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的小圈子中跳出来。谭平山在《新潮》发表的《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今日的劳动阶级要求解放，非把资本的托辣斯昔日所掠夺的，所盘踞的，所霸占的，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领域，尽行解除之摆脱之不可。换句话：现代的民治主义，不是单独向政治领域上，和这般资本家争些地位，和争些势利便罢。一定要抱着个去恶务尽万死不顾的大决心，冲入社会上产业上，而要求人间精神的满足”(《谭平山文集》，第53，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可见，谭平山的思想已向前迈进了一步，并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三

　　开展社会舆论的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谭平山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谭平山在北京大学临近毕业了，他开始考虑为正义而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他总结了在北大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决心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为此，他和同学同乡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办《政衡》杂志社。《政衡》办起后，谭平山一方面在《政衡》社翻译出版亚当密士Adams著《劳动问题》，日本森贤隆著《农村社会政策》等进步书籍，另一方面，又为《政衡》写了一系列的专论和时评。从谭平山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已经不再是《新潮》时期所撰写的，纯学理研究了，而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针对性。《政衡》的宗旨就标明政治——主根本革新，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解决。”谭平山在《世界军阀的末日》一文中，指出“称雄一世的军阀，和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究竟因何而至一败涂地？其中一定有个不能推翻的理由。”谭平山在这里指的理由有四点：一是“不合普通国民的心理”；二是“不合今日世界的潮流”；三是“不合社会进化的原理；”四是“不合社会组织互相发达的原则”(《谭平山文集》，第75—78，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文中，针对当时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所谓“新村主义”，指出“改造社会，非和社会时时接触不可，不非向着实际的社会下手不可。”又说：“我们今日处在这个环境，有种种的困难，如果想战胜困难，以适应今日的环境，单向着书案上讨生活是不成功的，非向着改造社会方面入手不可，而改造社会，又非向着自己改造那一方面做功夫不可(《谭平山文集》，第10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平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各政党组织失败的原因，和世界各国政党的最新潮流，他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各政党失败原因的八个方面：指出旧的政党“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而专以权利势力两种为钩饵”；“不以国家生存、社会安宁、人民幸福三点为基础，而以政党机关为个人的敲门砖”；……；“轻视社会各种问题，未明白政治和社会关系”(《谭平山文集》，第90，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文章分析了各国政党的情况后，指出：“布尔什维克派确有统一俄国的把握。恐将来他的主义，会弥漫全世界，所以各国不得不加意防范，而美国更施以高压政策。但潮流所趋，只有顺导，那有高筑堤堰，可以抵抗得住的吗？(《谭平山文集》，第9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谭平山这篇文章的论述与其在《新潮》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联系起来作比较，就可以看出，谭平山这时已经从一般地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到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革命实践问题，而且开始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实现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谭平山仍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的“我之政治的根本思想”一段中，明确地宣称：“‘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所谓的‘经济主义’是素来我所嫉视的，一定反对，不在话下。但我对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合理的社会主义’，尚多怀疑。和我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因我国的国势情形，有些不同，故对于他的学说的内容，也要从实际上略有变更，方能适应于我国”(《谭平山文集》，第102，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革命相结合。就是说，不能生搬硬套。这是马克思本身所规定的真缔。“略有变更”，并不是错误。但是，从谭平山《中国政党和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通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并还没有打算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可见，这时的谭平山的思想仍然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不过，他确实已经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谭平山在辛亥革命前后共二十年，他基本上是在学校中渡过的，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使他能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结起来，积极投入伟大的革命洪流。在斗争中，逐渐成长，由一个爱国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资料来源：《佛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