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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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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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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开展。帝国主义加紧对宁波的侵略，清政府一再出卖主权和不断对人民的压榨勒索。迫使宁波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斗争。它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互相激荡，汇成一股革命洪流，撼动了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从1900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本文试就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统治作一论述。
一
四海困穷，民怨沸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宁波发生的革命斗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工人的自发抗暴斗争；群众的反饥饿“抢米”风潮；抗捐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的频繁出现；抵制美货和各界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第一，工人的自发抗暴斗争。浙江最早的一批工人，推宁波开埠后的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到20世纪初，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多。宁波的工人阶级在当时人数尽管还不多，但具有中国工人阶级所共有的优点，富有斗争精神。为了维护工人自身起码的生存权利，宁波工人不断起来斗争。
1903年11月，宁波烟铺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第二年春季，鄞县鄞江桥石工数万人举行加薪罢工。这年夏季，宁波染坊工人又举行罢工。这决罢工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对宁波的商品倾销，罢工“对于大量输入颜料的当地洋行，曾予以极大不便”(《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科》第二卷，第435页。)。1906年，鄞县米铺精米工人每天工资只有200文，为此“停工索加”，逼使资本家增加工资50％。5月初，叶昌才、俞阿三等人“聚众挟制，不准工作，一时集数百人，声势汹汹”“捣毁米铺，围困县官，殴伤营员”(《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第370页。)。最后清政府派军队镇压，叶昌才被捕遭到杀害，斗争失败。1908年，宁波和丰纱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周雪峰任车间领班，发动罢工，造成了全厂“拦腰断”（即生产过程中断），迫使资本家驱逐周雪峰，取得罢工的胜利。
第二，群众的反饥饿“抢米”风潮。伴随着工人自发的抗暴斗争，宁波农村普遍发生了“抢米”风潮。由于灾害连年，粮食歉收，钱荒米贵，宁波城乡普遍缺粮，而投机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民心惶忧，群众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斗争，饥民被迫“抢米”，发生暴动。1902年8月，奉化的地主、商人囤积居奇，米价暴涨，农民忍无可忍。棠岙的“麻骨党”数百人抢夺绅富米谷，“吃大户，抢米店”(《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1907年3月9日，象山米价昂贵，饥饿的群众成群结队“抢义仓的积谷”(《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浙江巡抚袁奏中提到象山抢米的情形说：“象山匪徒借米贵纠众向教堂滋闹拒敌，官兵击斩多人，始行溃散。”(《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科》，第371页。)3月30日，奉化松岙发生饥荒，数万贫民抢米。1911年6月，鄞县也发生抢粮事件，全家湾农民数千人“捣毁米店”。鄞江桥镇米店囤积居奇，农民抢夺米谷。9月24日，“慈溪县农民抢米”(《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日。)。宁波地区“抢米”风潮的不断发生，充分表明了宁波农民和工人生活的极端困苦。
第三，抗捐抗税斗争。抗捐抗税斗争是这时期宁波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清政府为偿付对外赔款和举办“新政”不断加捐派税，各级官吏更乘机敲榨勒索，这就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从1902年到1910年间，宁波人民因反对加税，多次起来抗争。他们捣毁厘卡、警局、捐局。1902年2月22日，宁波酒商百余家“聚议”，要求清政府“减捐”。4月3日宁波近郊农民发生暴动，它的起因是由于“米价昂贵，增加苛捐杂税以筹赔偿”(《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江东一带的商店也联合罢市，反对收房捐，宁波的机户及丝铺商人，因蚕丝增税聚众捣捐局。1908年5月，宁波各店又一次罢市，“反抗征收清道捐”(《汇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五日。)。
宁波市区的抗捐抗税斗争影响到所属各县及余姚。1902年5月，奉化农民和小贩的抗捐毁卡斗争。由于清政府“设卡以来，肩挑背负之物，无一不捐，七十二行在城内财神庙聚议，一起抗捐”，“将大码头捐卡毁一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日。)。1905年4月，鄞县黄姜桥、黄古岭等处商人罢市，反对抽席捐。1907年，余姚竹山港的饥民千余人，“将厘局房舍及附近之土药局全捣毁”(《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
清政府的所谓“新政”，虽然多少也起一点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由于不断加捐加税，疯狂搜括，只能越来越加重人民的负担，更激起群众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已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腐朽、卖国形象，挽救“大厦将倾”的统治地位。
第四，反洋教斗争频繁出现。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虽然经清政府规定了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条款，但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压服，反洋教斗争依然不断掀起，20世纪初，在四明地区的反洋教斗争中，著名的有宁海王锡桐反洋教斗争。
1900年6月，宁海北乡大里村乡塾教师王锡桐，长期执教于乡间，在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当地组织“伏虎会”。王锡桐带领会众五六十人在大里起事。他们惩办平时作恶多端的教徒，烧毁大里、中胡、风里三处教堂。宁海县令孙启泰派兵镇压，王锡桐率会众转移至宁波、慈溪，继续进行斗争。次年9月，王锡桐回大里再次聚众反洋教，毁重建的中胡教堂。后被县官诱入城监禁，其妻陈茂英率大里愤怒群众百余人，攻城劫牢，沿途群众纷纷相随者数千人，救出王锡桐，遂隐居浙北，联络反洋教力量。
1903年9月，王锡桐再回家乡大里，组织群众武装反教起义。他号召“剿灭天主教”，各村人民踊跃参加。9月26日，聚众起义，“从者如云”。反教会起义群众攻入县城，烧毁宁海天主教总堂等两处教堂，处死神父朱国光，击毙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教民罗仁寿、王加团、李加中、竺时香等人。王锡桐领导的“伏虎会”反洋教起义，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省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反洋教斗争。在王锡桐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镇海、象山、慈溪、定海、宁波等地先后都发生了教案，“一时人情汹汹，附近城乡各教民店铺家属多被焚抢”(《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年）第十期。)。
王锡桐反洋教起义震惊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法国派“巴斯克尔”号舰驶入甬江口进行威胁，清政府派台州知府徐承礼坐镇宁海，调集台州、宁波府清军“并偕法国兵数十复来宁海”(干善诏《王守雪闹教纪事本末》卷二。)，全力进行镇压。由于王锡桐放松了斗志和警惕，认为“教堂已毁，神父已杀，平日仇恨至此泄尽”(《王友锡桐事略》，宣统《大理王氏宗谱》。)，虽几经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惨遭失败。义军首领礼释和尚、周参贵等战死，叶名秀、陈阿三和王锡桐的幼子王幼生等90余人先后被俘。王锡桐被迫逃离宁海，清政府以八千金悬赏缉拿。参加反洋教的群众“被焚数百家，被杀数千人”(《浙江潮》第十期。)。宁海大里村“数月不见人烟，稻熟无人收割”。
外国传教士在宁波的“慈善堂”、“育婴堂”灭绝人性地残害儿童，激起宁波人民的义愤。1902年5月，他们聚众攻打教堂，殴打教士。1905年，外国传教士强租了慈溪的大慈庵，双方引起纠纷。由于当地群众和乡绅的抗议，教士被迫归还该庵。次年3月，镇海小港因民间迎会，教民拒不捐款，民教双方发生了争执，大批群众“致将耶苏教民仇丝棠铺捣毁，并损及该处租设民房礼拜堂一所”(《镇海县小港教案议结条款》．《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年）第四期。)。但当地清朝统治者对外国教士多次退让、妥协，教案的结局是规定赔修理费洋1000元，“所有此次滋事之犯，应由镇海县访明首要，严拿究办，以儆将来”(《镇海县小港教案议结条款》．《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年）第四期。)。这就更激起宁波人民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仇恨。
1907年2月，象山县西乡张岙村张小金，利用“洋教强迫中国，幸有天降神兵400余名，助西乡人张小金灭洋”的传说，聚众30余人起事。他们提出“保清灭洋”的口号，封官设将，向教徒柳康宁索银600元，康宁不与。不久到横埕、萧湖、儒雅评等地勒令富户输资，夺取地主武装民团的枪支；又拆毁新桥教堂，缚执教士2人；四月进攻丹城。队伍很快发展到400余人。清政府为讨好外国主子，迅速调派练兵统领常荣清、谢得胜率清军500人进行镇压，张小金被捕，被押至宁波枭首，示众十日(《象山近百年史事胜录》，《象山文史资料》第3辑，第20页。)。
第五，抵制美货和争路权爱国运动。在浙东人民不断发生反洋教斗争的同时，宁波各界群众争路权爱国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在不断发展。
1907年8月，清政府下了“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谕旨，只准浙绅搭股，但必须以英国资本为主，决定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年利5厘，以路权作押，由铁路盈余中支付利息，总工程师聘用英国人。此事激起了江浙两省人民的抗议，暴发了收回路权运动。宁波人民在这场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斗争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907年10月5日，宁波教育界召开教育会常会，讨论拒款事件，并形成了如下决议：“一、准下月初三日，再开绅商学界大会；二、派代表员，分赶杭沪，交通机关；三、集股：（甲）公产（教育会公款已决定以十分之八票股）；（乙）绅富；（丙）奇零股，拟一千元为一股；（丁）通俗演说。”(《辛亥革革浙江史料选辑》第231，23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天下午宁波学生在师范学堂召开了第一次拒款会。法政、鄞高、崇正、育德、毓才、西成等17所学校共千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情绪高昂，为扩大影响，宁波师范等学校师生97人，乘湖广轮至定海，参加定海商学两界发起的拒款公会。宁波教育会的何阆仙在会上作了演讲，介绍了上海、杭州、宁波拒款情况，号召大家参加拒款斗争，得到了与会群众的欢迎与支持。
1907年10月9日，宁波各界召开了第二次拒款大会。商人、学生、绅士400多人齐集于商务总会，临时会长吴葭■宣布开会宗旨，与会者发言踊跃。会议决出拒款和筹款的具体办法：筹款归商界，拒款由学界负责，“凡事有专属，责列旁贷”(《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31，23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在反对借款的同时，出现了踊跃认股的保路运动。宁波各界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纷纷集款认股。宁波府女学堂认股5000元；余姚邵氏会族公认10万元；镇海方培认300元。个人认股的有鄞县叶佐金认100股，宁波蔡启昌认100股。在外地的“宁波帮”也纷纷到家乡认股，慈溪人周金箴认股700万元，当时上海公认的路股已超过2000股，仅宁波一府的绅民所认就有700股之巨(《上海商总会复外务部电》，参见《上海总商会史》第91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多在上海做工的宁波人还表示，清政府如果继续出卖主权，不接受拒款建议，则“全体罢工”。两江总督端分在向清廷报告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第874页。)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宁波帮”的争路权斗争可能会激起群众的骚动，这恰恰是清朝统治者最害怕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在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收回利权的斗争中，行动是积极的，它成了浙江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拒款保路的激进派。宁海人浙江铁路学堂学生邬钢，怀着灼热的爱国热情投入保路运动，为争夺江浙路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甚至绝食以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他在绝命书中说：“不佞远家属，排众议，投身路校，原冀为浙路少尽微力。故入校之后，不敢一刻自逸，奉职以来，不以劳役为憾，扶病尽职，以致于惫。不料大祸猝发，外部逼我贷款，吾知国贼志在冒利，必日无可转圜，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恨激无所泄，病日加剧，顷加热血潮涌，精神恍惚，此身将与浙路同尽。呜呼！吾心不死，吾愿吾浙人励为其后，倘此路得有挽回，则鄙人虽死，呜呼已矣，诸君努力！”钢(《浙江铁路拒款风潮录》。清末石印本。)邬为维护祖国主权，抗议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最后绝食呕血而死。
此外，宁波人民还积极投入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工，提出抵制美货的倡议，宁波人民热烈响应。宁波各界不仅召开了各种拒约会，而且积极开展宣传活动。6月12日以后，“学界发起抵约，并刊送传单调查表，组织既成，日形发达。七月初一大会以后。青年志士分赴城市乡镇担任演说，每日驰赶庙寺船埠闹市人众之处，演说文明抵制办法，环而听者率数百人，到处欢迎，大为激动”(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第37页)。
二
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没有因为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凶残镇压而停止，相反，随着帝国主义侵华方式的改变，激起了更多人民的爱国热情，参加了斗争的行列。这一时期，无论是斗争方式、斗争性质，还是参加的成员、斗争的目标，与以往相比，都有着新的特点。
一是斗争形式多样化，爆发地区普遍。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中，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形式多样，地区广泛，人民群众斗争发起快，次数多，且有一定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十年间，宁波爆发了各种形式的的反抗斗争达40多次，既有抗捐抗税，为增加工资的斗争，也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的反洋教斗争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还有资产阶级的争路权斗争。宁海的王锡桐起义，“聚众数万”，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象山张小金的反洋教斗争也有一定规模。斗争的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宁波所属各县。在余姚、宁海也时有发生。1910年4月，奉化、慈溪、余姚等县乡民因清政府官吏加捐办学，中饱私囊而发生暴动。由于腐败的清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人民大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正是这种到处风起云涌、自发的群众革命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才使腐朽的清朝统治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使得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在1911年的11月，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取得辛亥的光复。
二是参加阶层广泛，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的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广泛性，各个阶层几乎都参加了这一斗争。
清政府的腐败投降，不仅激怒了宁波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下层人民，也激怒了许多士绅和商贾，因为也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激起了他们为救亡图存而斗争的爱国热情。以农民为主体的宁波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必然有一些士绅、商贾和知识分子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如在争路权的斗争中，除了工人、农民以外，宁波的一些士绅、资本家，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都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
从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专加斗争的广泛特点来看，它反映了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反映了不同团体和政治思潮的逐步接近，从而为倾覆清王朝在宁波的统治奠定了群众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持续高涨的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促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觉醒，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源泉之一和组成部分。比如王锡桐反侵略斗争失败以后，民间仍列处传播“锡桐不死，教门不起”(1902年重修《宁海大里王氏宗谱》，卷105，《世略》。)的偈语。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庚子以后不可无排外，因为排外思想是民族主义所由生”，并“号召群众，移闹教之心，而为排满思想”(《浙江潮》第十期。)。这说明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思熟虑，挺身而出，逐渐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
三是斗争分散、斗争方式落后，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统一组织领导、宁波人民的各种斗争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是一般是彼此孤立，分散进行，互相之间缺乏严密的组织联系，始终没有形成统一集中的领导，最后都导致了失败。
斗争的方式比较落后。除王锡桐反洋教斗争采取武装抵动形式外，一般是采取“迎神赛会”或焚烧学堂等。如1910年余姚乡民就采取“迎神赛会”的形式，聚众“捣毁校舍，并毁及附设之简易学塾”。奉化县“亦有捣毁学堂之事”(《浙江余姚县乡民暴动捣毁学堂》，《辛亥革命》三，第457页。)。同年，慈溪的广大农民因“去冬县署各庄书为渔利计，声言明年学堂将会田充公”(《浙江慈溪乡民焚毁学堂》，《辛亥革命》三，第454页。)而大为愤怒，于是群起焚毁学堂。先后被焚毁的有正始、沤浦、进修、龙西、鸡山、无择、龙束、凤山等学堂。这种斗争方式是不足取的。
在斗争中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口号。如象山张小金反洋教斗争，就提出“保清灭洋”的口号，以致对投降帝国主义的清朝政府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一时期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一般是抗捐抗税，要求增加工资等，有的甚至向清政府乞求。1904年，鄞县数百石匠与业主争执未决，工人诉诸于官府，冀求调停。每人持香一支，纷纷到县署跪求，由柱首呈禀，叩请加薪。正因为这样，在清政府的高压和欺骗下，斗争总是迅速瓦解，惨遭失败。
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斗争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
【资料来源：《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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