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联蒋抗日”方针问题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无法回避的事实

关于中国共产党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可是，共产国际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确立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问题上，确实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把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的内容，与中共中央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９月１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９月１７日《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的内容加以对照，就可知道，后者的基本内容都是依照前者的指示而来的。后者的一些重要文字甚至也大段大段地由前者直接摘引而来【注：如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第四、五、九、十部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批示》中第一、二、五部分，几乎全部抄录了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批示的前３点内容。】。这说明，中共中央是在得到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之后，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批评和建议的基本内容，起草和制定自己关于逼蒋和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得到其它一些更进一步的证明。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之后，致电在外地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今后“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注：见《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０日。】。紧接着，中共中央在９月８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说明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精神和中央依照国际指示决定根本变换前此方针的意图【注：见《洛、恩、博、泽关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朱、张、任电》，１９３６年９月８日。】。９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对照国际指示全面检讨过去统一战线的工作，确认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和自己以往在对联合蒋介石抗日问题认识上的严重不足。会后，中共中央于９月２２日就前此抗日反蒋口号和在西南事变问题处置上的错误，发出了自我批评的通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曾对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发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包括：（１）根本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明确推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必要性；（２）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使之成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和权力机关，统一指挥抗日战争和协调党派关系的新设想；（３）突出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纯洁性，防止自身统一和团结遭到损坏的各项原则和具体方法。

不容否认的局限

应该承认，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是积极的，而中共中央的自我批评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问题确如季米特洛夫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说：“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按照“抗日反蒋”的方针去工作，是不能够迅速达到把全国９０％以上的人口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个目的的。坚持“抗日反蒋”，就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意味着要把蒋介石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意味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力量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上，放在与各个反蒋派别结成局部统一战线，诸如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上来。这当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造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

但是，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当时在陕甘北部地区的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蒋介石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生存问题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问题放在首位。也只有使自己真正具备了足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显示出足够的实力，才能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坐到谈判桌前来，才有团结抗日的可能；其二，为中共规定“抗日反蒋”的统战策略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基本任务的，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产国际视为有重要错误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根据张浩传达的《八一宣言》精神和共产国际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初陆续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也表明，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着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显然，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定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决定，以及扩大苏区、发展红军和联合反蒋势力的作法，都是符合国际要求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都并非不想与南京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但一来事情由不得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二来要坚持苏维埃革命及其政权形式与军队形式，甚至试图以苏维埃为中心，蒋介石也决不会答应。因此，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尽管都曾秘密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了政治接触，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人民阵线”的主张，也因此而成为幻想。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在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远较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要实际得多，他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实力和特长，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组织西北大联合和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初，就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在接到共产国际必须与南京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立刻“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但是，弱小的共产党要同强大的国民党达成真正的协议，他们必须作更多的让步。在这方面，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表现出脱离实际的缺点。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正确地加以扭转‘中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具体地规定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军事原则，提出比较可行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就足以“动员全国舆论”，使一切爱国者拒绝“剿共”内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注：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他们甚至仍然幻想要取消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地位，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通过这样的广泛代表民主力量的国民议会继续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解决土地问题”，并成立真正代表各个党派组织的新的“全国国防政府”，以致在全国实行区别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制度【注：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他们还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主张“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可以据此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注：参见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３日。】

极其困难的选择

共产国际８月１５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几有天壤之别，而需要变化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问题的认识。从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后最初发表的文件看，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他们确信，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以此来动员全国舆论，将有可能“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否定国民政府及其所谓“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实现“继续巩固苏维埃”和“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的目的【注：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上述文件里，唯一与共产国际有所区别的仅仅在于，中共中央意识到了实现以上任务的极端艰巨性。为此，他们不得不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要造成一种运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面，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思想，准备继续坚持对南京政府政策的批评态度，同时保持与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联合，试图以此来作为巩固自身实力和促使南京方面作出妥协的重要法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想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必须正视国民党人提出的条件，采取更为实际的步骤。

１９３６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为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实际的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该草案中，中共中央虽继续主张“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进而组织“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在军事和政治组织方面，却明显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作出大的让步。草案公开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注：《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这一态度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指示所要求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尽管仍抱有希望，甚至仍旧认为有可能促成“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乃至“民主国会”“民主政府”之产生，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根据目前的实力对比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决不可能平等的。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注：《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８日。】，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革命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分别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６的９月２２日，《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但是，由于此后军事形势的骤然恶化和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约８万人在甘北会师，但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军事援助而组织的“宁夏战役”却因种种原因而告失利。面对蒋介石重兵“围剿”和粮食、冬装以及军用物资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进一步下决心向国民党让步，一面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转战内地，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在１１月１３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不再以“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谈判协约之前提条件，准备接受国民党侧重于军事统一的办法，承认改编红军接受蒋介石指挥，以消弥战祸。

中共中央此时了解到的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条件，是张子华１０月中旬由广州面见曾养甫后带回来的４条：即（１）党可公开活动；（２）政府继续存在；（３）参加国会；（４）红军改编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注：《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认为，可照此条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电已赴上海之潘汉年，请其立即依此条件与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谈判【注：《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同时准备必要时派周恩来前往南京，以求加快这一进程。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重大的让步，共产国际显然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而面临如此严重的军事局面，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在１１月２０日的电报中，他们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认为在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条件下，国民党人的谈判或者是一种特务手腕，或者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在红军问题上所作的让步。但他们告诫中共中央：必须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并且只有在对日武装作战的情况下，才可以同意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的总司令部。而红军接受其指挥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才可以服从统一指挥【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很快对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发生了影响。由于这时军事形势极端不利于共产党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决心一时陡增。他一方面准备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也咄咄逼人，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行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并限制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否认谈判双方的平等地位【注：《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致洛甫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显然难以接受在军队改名以外的其他要求。红军此时已退至甘北与陕北交界之盐池、定边、环县一线，甘北基本丧失，陕北苏区亦大部陷于敌手并遭敌军分割，现有地区已难以维持生存，万一定、盐一线不保，后果难以想象。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准备实施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的最后方案，一面接连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其指示解决办法，同时则力促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设法阻止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

显而易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蒋联合；二是利用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结盟的关系，策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共同创立西北独立局面，并争取阎锡山、傅作义两部之同情；三是分路突围，转入内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以保存红军主力。但第一条道路被蒋介石堵死了，第二条道路共产国际又不赞成，结果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可事实上，红军一旦打入内地，要想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更加困难了。

难以避免的摇摆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国共两党关系已走入绝境。１２月４日，蒋介石率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亲自实施“剿共”战争的新部署。由于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致使早与共产党人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于万般无奈之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再度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它可能是国共两党关系新的转机，但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内战，使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泡影。因此，如何把握，关系重大。

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其基本方针是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中共中央在事变一开始，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工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２月１３日。】。不难看出，此一策略如果成功，不仅共产党人不必作出任何重大让步，而且共产国际提出的各项政治目标都可能实现。甚至共产党人还有可能“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使西北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注：见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第２版。】

中共中央是不是又回到“抗日反蒋”的方针上去了呢？当然不是。“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坚持进行国内战争的内容，而这时共产党人却“绝对反对一切内战”；“抗日反蒋”方针包含着另立中心，与南京对抗的成分，而这时共产党人却“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希望以西安为中心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矛头对准蒋介石一人。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国民党内部派别之间矛盾的估计，以及对蒋介石个人作用及威望的估计，都不尽妥当。他们忽略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学良，都无法迅速取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地位。事实上，西安事变本身在客观上必然要造成与南京政府的对立，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大规模内战，而除蒋策略不仅不能缓和这一局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

１２月１２日晚，南京政府针对事变采取了强硬态度，褫夺了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下令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发。１４日，尽管中共中央仍旧主张“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给各方面军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但显然已感觉到双方公开对立可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故不能不提议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名日援绥，实则准备与张、杨公开联合，对抗讨伐军，“与敌决战”【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我们的行动方针致汉卿、虎臣两将军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然而，无论张、杨及中共，显然都没有想到对蒋介石的扣押，会引起全国绝大多数党派和人民的反对。随着事变的持续而渐渐形成的“拥蒋潮流”，使中共中央和张、杨开始感到严重不安。因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西安与南京之间将无法调和，而且预想中的多数派别及人民拥护事变的情况也无法出现，如此则不仅内战绵延有碍抗战，而且西安将日渐陷于孤立，这无疑有违人们的初衷。为此，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通电，试图以第三者身份呼吁南京方面“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并致函阎锡山，请其“周旋宁陕之间”，阻止内战发生【注：《毛泽东致阎百川函》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但是，中共中央仍旧认为，必须“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否则不能根本改变南京方面“剿共”内战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故力劝张学良“坚持到底”，甚至不惜在西安被攻时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破釜沉舟，以争取胜利前途。

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中央，之所以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及除蒋策略有可能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此举将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即使在意识到“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时，也仍旧鼓励张相信当国际了解到事变真象时，“当寄以同情”。因此，直至周恩来赴西安见到张、杨，三方共同认识到有必要以蒋之安全问题作为迫使南京方面停止进攻，改组政府的等码之后，其除蒋策略事实上仍未真正改变。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赴西安之后，对蒋介石态度的松动、苏联的不满以及各派倾向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已开始认识到对蒋处置问题实际上是和战的关键，因此在除蒋策略上有了明显变化。中共中央１２月１８日致国民党中央通电虽继续坚持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政治条件，但已不再坚持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中央通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１２月１９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开始指出，西安事变固然是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而发生的革命义举，但它也助长了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因此事变发生后自己所提出的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注：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紧接着收到的共产国际的电报，使这一看法更加明确。共产国际的来电明确批评事变客观上只会有损于中国人民各种抗日力量的团结，同时却仍主张应在改组政府，要求南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停止“剿共”并与红军合作抗日等条件下和平解决事变【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６日。】。鉴于此，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修正了自己以前的除蒋策略，在肯定张、杨发动事变的主观愿望之后，指出了事变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了国际来电之后）。】。随后，中共中央接连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要求他们以共产国际所提条件与南京方面谈判，并声明在有关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具体工作方针【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１２月２３日与张、杨一起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进行了具体谈判，提出了停战撤兵，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及联合红军抗日等项条件，并明确表示中共愿意协助蒋“统一中国，一致对日”【注：《周恩来关于与宋子文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由于宋子文急于救蒋，且对南京政府前此政策及人事多有不满，故谈判进展竟异常顺利，宋主动表示愿“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抗日政府”，并具体提供了改组的名单，保证“肃清亲日派”和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方针。随后，双方又进一步商定了共产党公开，红军在抗日时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协定。蒋介石亦向周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注：《周博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至此，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蒋亦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经洛阳飞回南京。

来而复归的决定

西安事变的结果，尽管没有达到中共中央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预想，却明显地符合前此逼蒋抗日方针所要争取的目标，并且因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实现了事实上公开的军事合作，陕北苏区全面恢复和扩大，“剿共”战争被制止，南京政府即将改组，中共中央又高度乐观起来。中共中央确信，事变的结果表明，中共在事变中实际上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西北已经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蒋介石的许诺与投降无异，其威信已经扫地，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已经不能再继续，故应加紧“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逼迫蒋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的许诺【注：《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等。】

但是，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迅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初的一份电报中认为，中共的这种态度将可能使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果前功尽弃。来电批评中共中央仍未彻底摆脱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的影响。认为“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来电甚至改变了共产国际在事变期间给中共指示中所强调的政治条件，宜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也在所不计【注：《共暗国际执委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日。】

共产国际来电的批评，明显地存在着过火的成分，但来电的指示精神在主要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自释蒋回京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证明，寄希望于蒋之许诺和并无实权的来子文的担保，是根本靠不住的。在张学良被扣、中央军重新集结进攻西安的危险再度出现之后，人们不能不从根本上放弃以西北为中心来影响全国的幻想。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目前不仅“改组政府暂时无望”，而且仍旧必须以全力争取切实停止内战。在内战危险尚未真正制止，与南京共同抗日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情况下，过分夸大自己的胜利，是幼稚的行为【注：参见１９３７年１——４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电。】。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盟，以威慑南京之军事进攻，一方面全力投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攻势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再度重申了自己在事变中的第三者立场，力图避免南京方面以反对共产党人的介入为理由，来对西安方面进行军事报复。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形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渐渐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具体协议的办法。在这方面，过去所坚持的种种政治方案都过于脱离实际。事实上，还必须作出让步的主要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为人们还没有力量迫使国民党赞同和实施那些民主化的主张。民主国会、民主政府，甚至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等，都还只能是一种斗争的方向，而不可能是实际的斗争目标。为了使国共两党尽快合作起来，应该以和平和抗日为中心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寻找使双方政治上易于合作的具体方式。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重要提议【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这一提议表明，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运动，是不适应当前建立全国范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要求的。尽管共产国际仍旧希望中共在中心城市保留作为群众组织的苏维埃【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幻想未来的革命权力仍将会象俄国一样从那里产生，但这一重大提议显然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出路。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在抗日与和平的方针之下，准备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南京政府，同时向各方表示，红军和苏维埃可以不待民主政府和民主共和国建立，就改变名称和番号，苏区可以统一于中央政府并实行民主制度，放弃没收地主七地的政策。放弃逼蒋方针，实行正确的联蒋、拥蒋抗日策略【注：《中共中央对叶询各点的答复》，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等。】

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电，明确提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等条件下中共的四项保证。毫无疑问，上述保证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５日。】，它大大超出了共产国际提议的内容，直接具体化为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并统一于其领导和制度之下的完整妥协方案。对于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让步，共产国际一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吃惊地提出疑问：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呢？事实上，共产国际本身就缺乏准备，甚至怀疑这种让步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目前只要声明共产党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准备与之协商民主改组苏区政权，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调整二者关系就足够了。关于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１９３７年２月５日。】

但在放弃了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并不认为这种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有仔细讨论的必要，而是认为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快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御侮。因此，在苏维埃革命方针问题改变之后，一切形式上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了。中国共产党方面最低限度的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其实就确定了，即必须保存苏区和红军，当时因种种形式方面的束缚，人们事实上很难真正由此出发考虑问题，这时已经没有这种约束了。中共中央于２月９日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全文，并决定公开发表，昭示全国。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来换取国内和平统一，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共作出的四项保证，一方面满足了国民党近一年来为谋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所提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则为切实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找到了最便利和适宜的形式。尽管在如何按照四项保证同国民党具体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上，还有许多斗争，但这一原则性的让步的确定，无疑打通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实际道路，成为国共两党以后实现合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