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革命史研究
2005年中国革命史研究较之前几年有一定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研究领域更宽，研究课题更深，研究方法有所更新，一些将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结合进行的研究论著出现，使革命史研究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局面。
近年来，在苏维埃运动史的研究中，随着一些新观念、新课题的引入，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黄琨对1927～1929年中共发动的暴动中的宗族组织及其影响作了具体研究，指出在中共领导暴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文化教育程度低下，中共的阶级宣传、教育作用有限，阶级意识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深入到乡村社会，其在乡村中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在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自然经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背景下，家族文化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中共暴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宗族因素，宗族组织在中共领导的暴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由于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使其倾向于维护现存秩序，宗族组织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宗族组织可以使农民聚合在农会或暴动之中，也可以很容易地分散、镇压农民运动。所以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共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共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1]朴尚洙对陕甘宁边区哥老会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作了具体考察。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但是，共产党和哥老会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对称、对等的。共产党通过“毛泽东路线”的灵活性开始逐渐在当地构筑自己的势力。在共产党的系统构造框架之内，哥老会虽说可以在共产党统治地区内生存，但无法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从社会和地方的角度来考虑这一政治过程之结果，可以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整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哥老会，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进行渗透的独特过程。共产党既不能完全去除自己周围的所有势力，也并不希望那样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的渗透是有限的，然而从党在地方上确立了其基本的优势地位这一点来看，又是成功的。共产党与哥老会的联合及其他类似的成功经验，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力和区域社会主要构成要素间的相互渗透，尽管国家权力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2]
赤白对立是苏区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地域冲突，长期来，这一专题几乎无专门的研究论文问世。黄道炫撰文探讨了这一问题，指出：赤白对立的发生，肇因良多，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赤白对立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赤白对立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悖谬的是，其发生、发展却又和中共的生存、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它不简单是一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也是中共对这一现象竭欲克服而又难有成效的重要原因。对阶级革命已经熟手的中共，却在赤白对立这样一个非阶级现象中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直面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3]
在赣东北根据地，从1927年年底到1933年，曾经多次爆发参加者数以万计的革命洪流。陈德军通过对这些革命暴动缘由的具体考察发现，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没有像鄂豫皖等根据地一样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革命是通过具有本地身份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农民社会的，并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沿着日常生活中亲友关系、经济流动等社会交往纽带扩散、传布开来。从一开始，方志敏等革命精英就利用了建立在人际之间长期面对面互动基础上有限的承诺，也利用了深嵌在地域性社会的其他资源。在这里，革命主要不是通过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或者苛捐重征的国家的方式，而是通过农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交往纽带、信仰习俗尤其是内部人际团结性的解体稀缺发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革命领导者而言，能否充分调动这些因素，和其自身魅力及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农民社会革命的可能性随着革命精英各种形式的缺位，以及革命活动分子或者他们的代理者革命意识的松弛、偏离和变形，就会异化、涣散和沉寂下来，甚至他转逆流。[4]
不管人们对苏维埃革命作出怎样的评价，苏维埃革命的迅速发展及其巨大影响无法让人忽视。黄道炫考察了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指出，江西、福建作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约30%，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言，江西、福建的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微妙变化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发生必然的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农村土地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到赣南、闽西言，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5]
尽管苏维埃研究出现了深化的趋势，但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力量都有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何友良提出会通苏区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问题。指出：苏区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结底，它还是中华民国史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来，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虽然近年有些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但双方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6]其实，会通民国史，不仅仅是苏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共这一民国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对手方的研究，自说自话的研究方式难以真正深入理解历史研究对象。
苏区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对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关注难以分开，同样，近年在革命史研究中取得成果较多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研究也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深入考察上。李放春对1946—1948年北方诸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与“生产”间的话语—历史矛盾作了考察。指出，农民翻身斗地主的革命叙事并不是北方土改中的主要问题，“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土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由于北方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翻身”的要求往往指向抗战时期通过勤劳生产富裕起来的新中农乃至新富农，这就使翻身与生产在北方解放区土改中构成了一对矛盾。由于经验的缺乏，运动组织者对这一矛盾的把握并不准确，因此，北方土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暂时得到解决。不过，“翻身”与“生产”间的矛盾体现，却事实上隐示了后来“革命”与“生产”这一系统矛盾的原初形态。[7]
1949—1952年，中共通过和平接管、区划调整、民主建政建构了一套新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陈益元以醴陵县为个案，对中共如何通过发动征粮支前、清匪镇反、土地改革等政治经济运动，实现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深入、渗透，做了一个较为具体的实证研究。该个案研究揭示了国家、革命、运动建政的路径及其内在关系，从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互动的视角，描述了乡民、乡村社会在权力下移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变化。醴陵个案显示，建国后国家权力是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征粮反霸运动建构了乡级基层政权；划乡、镇反、土改运动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这种由旧转新的社会转型，既通过兑现对农民的土地承诺而使党和政府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和高度的政治认同，又在重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了一个展开重新竞赛的起跑线。遗憾的是，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生长，由于社会发展战略由新民主主义转向过渡时期而受阻了。[8]
在以往关于三年内战时期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几乎都把土改和参军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土改的成功，造就了大规模的群众参军运动。王友明撰文考察了老解放区的军事动员运动。认为：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但由于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依靠解决土地问题动员民众手段上的复杂性。无论是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其与战争动员的关系都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过程，要受制于农村中新旧力量的对比、新旧社会秩序变化的程度以及整个战争环境的变化等因素，战争动员靠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文章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个案，对参军支前中的动员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中共成功实现参军动员主要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的细密组织动员而实现的。同时，在参军运动中，各地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强迫现象。[9]
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虽然富农是中国农民中人数不多的一个阶层，富农经济也不是农村的主体经济，但中共的富农与富农经济政策却在其农村政策中变化最多，造成的影响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江红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与富农经济的命运作了探讨，指出：中共的富农政策随着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变化，随着同一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造成与农村的其他阶级、阶层相比，富农的命运更加反反复复，富农经济也随之跌宕起伏。毫无疑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共应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标准，保存和发展富农及富农经济。这不仅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需要。为此，中共曾制定过一系列保护富农的政策措施，但实践的结果与理论的逻辑之间却有偏差，富农难以保存，富农经济难以发展。究其原因，是中共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处理富农与富农经济问题，没有把握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区别界线，把原本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做的事，提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来做。[10]
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11]对1946年开始直至1951年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具体描述和研究。作为最新的一部土地改革运动史，该书利用了近年陆续公布的一些新史料，同时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对土改中“左”的错误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对诸如《五四指示》等问题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12]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红民、魏兵兵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这一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在宣传活动中逐渐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取得在国民革命宣传和思想理论上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戴季陶等曾经与中共展开话语权的争夺，要求定三民主义于一尊，这种活动还得到军事实力派蒋介石等的支持。但中共通过准确掌握民心，把握青年意向，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13]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过去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多数偏重于整合性的总结，周思源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多少显露出研究者预设目标的痕迹，有时也可能会掩盖历史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与中共对世界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其他认识一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并非一个抽象、清晰而固定的概念，它更多地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随着中国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重新认识和不断修订。而且，作为认知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本身也未必“稳定”，与其所处的中国社会一样处于发展变动之中。这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及其相应的政策，固不乏相对稳定的一面，但也有不确定和争议性的一面。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都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14]
经过十年内战以后，1937年，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金冲及从中共高层决策角度，循着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至西安事变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阶段，探讨了这一战略转变实现的具体过程。文章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的发掘、利用，全面分析、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形势下，逐渐改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梳理了中共在这一艰难的战略转变中所经历的复杂心路历程。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提出，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共每一步走得都不轻松，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手方的反应，中共中央自身的成熟都密切相关。无论是对中共原有政策的说明抑或中共政策转变的因由，作者都时时注意到了国民党政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在中共政策范围内就事论事，有助于加深对十年内战中后期中共政策变化来龙去脉的理解。[15]
随着30年代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上海各阶层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改良 主义的团体及其所办的机构，进步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下阶层的店职员团体从中扮演了动员民众的中介角色。萧小红探讨了抗战前后中共在以上海企业中下层店职员为对象的改良主义团体、机构以及相关的救亡、文化团体中的活动情况。指出：中共在为武装革命开辟更多资源和积累必需力量的目标下，积极联系青年职工与城市中上层的活动分子，这一方面有意识地适应了中国城市特殊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各阶层所蕴涵的政治能量与组织形式。中共这一活动过程显示：由于中国多种权力中心并存，地方军事势力的统治和强大的地区传统，中共在各地的革命实践并非是一个同一的过程，而是适应各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和局面的结果。农民革命的基础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的全部内容。[16]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影响和左右了中国亿万民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命运，王也扬在研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时，没有采取以往普遍以1949年为界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段的做法，而是以毛泽东一生中的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从哲学的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层面，对这一曾给毛泽东带来伟大的胜利，也给其造成严重失败的思想观点进行考察与分析，指出：以“差别即矛盾”为特征的“矛盾普遍性”学说，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哲学基础，它虽然成功地解决了阶级斗争理论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却又是日后中国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哲学根源之一；“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它曾经使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具体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并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战胜了强敌，然而恰恰是阶级斗争政治化的做法，为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祸根。[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