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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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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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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过去史学界较少论及的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研究对象，从运动的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几个方面，办求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进行较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和评价。本文认为，应肯定青年学生从军的爱国热情，客观考察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和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军运动及青年军在促进战时国统区社会风气的转变、提高国民革命军素质乃至促进军队改革、国民党整党及行政效率的改革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发起、由三青团主持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得到了各级各地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应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由此编练而成的青年远征军部分人员在印、缅参加对日作战并立下功勋；抗战结束后，青年军即宣布解散。限于资料，以往台湾和大陆史学界有关这一运动的成果较少，对运动起源、过程、性质的认识，因立场、使用材料的不同，对从军运动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分析整个运动的发展，笔者以为，不少问题仍有再探讨的余地。
一、从军运动的缘起
抗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初期作战极为不利，人员损失严重。据统计，1937-1942年间，日军伤亡1768969人，国民革命军仅陆军伤亡即达2668940人，不少战区的军队整建制地被歼灭。为改进大后方各省役政，尽快补充兵源，193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设立军管区司令部，统辖各省的师管区，办理兵役事宜，并将各省前设的兵役管区司令部、国民军训会合并于军管区司令部指挥。为充分挖掘高素质的兵源，2月1日，教育部曾颁布条例，鼓励18岁以上的学生参加战时前后方服务，由专门机构进行预备训练，原学校得保留其学籍。这是战时第一次正式鼓励青年学生应召入伍或参与后方服务。2月23日，教育部再颁《青年训练大纲》，除了要求青年具有爱国家、爱民族为基本内容的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外，训练项目以适应战时需要的军事技能训练为主，目的在于使青年学生能适应随时应征。1943年3月15日，国民政府以1936年3月公布的《兵役法》加以修正，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对服役内容、管理机构、征集方法做出规定，明确了被征召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于应征者在偿付债务、家属生活、退伍后的工作等方面均有优待规定。为保护各方面人才，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规定现任小学以上教师、现任荐任以上官职、现任军需工业或国防工业交通部门的专门人才、现任正规警察等几类人员可以缓召。
抗战初期，中国战场失地过快，征兵范围急剧缩小，只有西南数省可以提供稳定但极为有限的兵源。由于《兵役法》实行只有短短数年，加上长期以来人们深受“好男不当兵”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国民至今对于服行兵役的观念，还没有切实养成，对于当兵的义务，更没有普遍的履行；甚至有若干及龄壮丁，为避免兵役的缘故，藉在学的名义，取得缓役的资格，以致兵役的负担，不能平均普及”，征兵工作的难度极大。此外，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军与地方军在待遇方面差距较大，抗战形势极不乐观等原因，也使国民革命军的兵源状况极不理想。各地兵役官员，“不能熟看兵役法规，更不注意研究，尤其下面的区长和保甲长，更不知道法规里面有什么规定”。如广东省各县不顾地方实情与民众生活，“办理兵役多有不根据壮丁名册抽签，而以乡村人口摊派名额。姑无论其抽签或摊派，其以钱买人替代者居百分之六十以上，且其抽签亦非公开，常有乡长从中渔利及强族欺压弱族之弊”。1939年8月，四川省军管区发现，巴县团管区“办理兵役之各地保长，对于本地应征壮丁或惮势力或徇私情或受贿赂，多予纵免，迨上级严令征送则于要路拦截商旅（甚至没收其财物）极尽毒打威吓之能事，使其充数于一时”。广东省甚至发生了将归国华侨抓充壮丁的事情。不情愿或被迫入伍的壮丁，由于心存芥蒂，情绪低落，不愿远离故乡妻儿等诸因素，不断出现逃亡现象，一些部队甚至出现“逃亡数大于本年度第二期交接之兵”的现象。“考其原因，实系各壮丁多非应征区域内之壮丁所致”。张治中回忆道：“抗战到了末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和推行兵役法的种种弊病，如强拉壮丁甚至绳捆索绑待之如囚犯，加之在营士兵生活困苦，营养不良，前后方都是大批逃亡，兵源已感匮乏，各部队缺额很大，有一个师在一次战役之后只能编四个连，而每个连只有三五十人的。有些军官反映：‘不要说打仗，就是行军时连枪枝都没人背！’”。1940年，国民政府曾公布《妨害兵役治罪条例》，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要求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应带头服兵役。然而，这些条例与电文根本无法阻止地方役政中的恶劣作风。加上国民党军队自身腐败日益严重，官兵关系紧张，虽然抗战进行数年，民众的抗战意识大大增强，但由众多情绪低落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想要提高战斗力难度极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军事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次战争，现代化的枪支、火炮、坦克、飞机甚至毒气等大量杀伤力极强武器的广泛使用与防范，战争中通信、侦察、交通设备的日益普及，陆海空三兵种联合作战成为首选的战略战术，这一切均对兵源提出了科技与文化素质的要求。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中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少，使用率低，对其防范能力不强，兵源素质不高，从而导致战斗力难以提高。人海战术加防御性阵地战，难以有效抵挡日军的强大火力及有效的三军联合进攻战术。有感于此，蒋介石才痛心疾首地说：“在军队方面，得不到知识青年的参加，因之战斗力亦无形减低，这是我们国家与军队最大的弱点”。1943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AlbertCoadyWedemeyer)，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
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这一讲话，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
随后，兵役署以蒋介石讲话精神为指导，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要求如期如数完成。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两千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八百余人，外来中学生等两千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从军运动的扩展
1943年11月下旬，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蓉市各中学每校都有学生参加。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2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6772名。从军运动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个省，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
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势，国民党中央要求青年从军运动在大西南诸省全面实施。12月19日，军政部转发各地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凡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十八岁以上为限；志愿服役的学生登记时经检查合格，由学校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师）管区复查验收；特别规定军训合格的学生，可以优先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师）管区司令部，对于检查合格学生规定入营期间及地点，举行定期入营；入营学生统编组为教导队，由军政部集中办理，或由军（师）管区司令部办理之；志愿服役之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各种兵种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学生服役后，应保留其学籍，由部队考核其服役期间之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回校肄业时，按其程度予以升级；学生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至于女生志愿服役者，登记后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也适用此办法。12月21日，为便利知识青年从军，兵役署设立登记处，教育部也邀集航委会、卫生署、组织部、宣传部、三青团等机关，组织学生志愿服役指导委员会。
12月，国民党中央制定了教导团编练办法，规定从军学生由各地教导团编训，以上等兵待遇。根据成立教导团（营）的规定，全国先后设立了7个教导团和3个教导营。这7个教导团分别是：12月24日在重庆江北鸳鸯桥成立的第一团；1944年1月1日在成都军校成立的第二团；4月1日在重庆北碚成立的第三团；4月7日在陕西王曲成立的第四团；2月1日在江西上饶成立的第五团；7月1日在广东曲江成立的第六团；8月1日在昆明成立的第七团。三个教导营是：4月1日在泰和成立的江西教导营；4月20日在耒阳成立的湖南教导营；2月21日在贵阳成立的贵州教导营。从军学生经专门编组训练后，分批飞送印度参加中国远征军。
1944年1月10日，蒋介石召见重庆第一教导团志愿军学生以示鼓励，要求学生服役后一要服从上级，严守纪律，二要注重政治训练，三要视军营为学校，精勤学习。11日，由三青团主持的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由蒋介石亲任委员长，张治中、陈立夫、梁寒操等17人任委员，张治中、陈立夫和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三人为常务委员。3月，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通过了《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由军政部转电各省军管区，依照其通则设立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各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军管区参谋长、教育厅长、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为常务委员。6月，国民政府将重加修正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公布施行，规定学生志愿服役初检造册期限为每年12月及6月20日以前，入营期间为每年2月及8月1日至15日，自备应用衣物在规定范围以内者准予携带，服役时间可依《兵役法》规定延长，服役期满退伍复学时给予甲种公费或乙种公费待遇。公教人员即党员志愿服役须出具证明，女子服役条文取消。各省也依此据分别制订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登记检验召集入营办法、补充办法等，其中以湖北省制订的《志愿学生慰问办法》、《学生服役宣传办法》、《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登记办法》较为切实，曾由国民党中央于1944年3月电令其他各省党部参照办理。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严重威胁重庆。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遂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10月11日至14日，国民党、三青团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各省市政府党部、团部各级政工人员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在重庆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会两次。蒋介石指出：此次运动的成功，“不仅关系目前抗战军事，而且关系今后建国前途”，“如其不然，就是表现社会民众对于本党、本团的信仰不够，不足以担当国家革命的大事”。10月12日，蒋介石再次讲话，阐述了发起从军运动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认识本党革命牺牲的精神，因之接受本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两层意思，后者尤重于前者”。会议对从军知识青年的征集、编练、优待等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的组建，都做出了一系列决定。预定征集10万人，国民党负责征集5万人，三青团负责征集5万人，征集人员编为10个师，分区集训。
10月14日，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同时，宣告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推定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谷正纲、吴铁城、徐永昌、俞飞鹏、罗卓英、张定璠、徐思平、梁寒操、段锡朋、黄季陆、康泽、袁守谦、李惟果、郑彦棻、陈果夫、张治中等为委员。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即于10月1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征集办法及编练计划纲要，与各省市县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法，呈由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同时，会议就各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的征集数量做出分配，青海、宁夏、西康三省征集人数在200－1000名之间；甘肃、浙江、云南、重庆市征集人数在1000－3000名之间；贵州、湖北、广西、安徽、江西、广东等省征集人数在2000－3000名之间；湖南、陕西、河南、福建等省征集人数在3000－4000名间；四川省配额为8000名。
10月18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根据各省人口、教育等因素，对三青团在各地应征人数进行了分配，四川、湖南、陕西、广东、福建5个省征集5000名，江西征集4000名，甘肃、河南、重庆3省市征集3000名，三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各征集2000名，贵州省征集1500名，湖北、浙江、广西3个省征集1000名，安徽省征集800名，西康、青海、云南3个省征集500名，绥远、宁夏、河北、山西、山东、江苏6个省征集200名，总计5万名。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办法》、《省（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县（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计划纲要》、《知识青年从军管理办法》等。随后，其他党政机关相继颁发了《各级党部发动征集知识青年党员从军实施办法》、《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督导须知》等法规、法令，使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有章可循。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规定：1.宗旨：为提高国军素质，增强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贯彻抗战目的起见，特征集知识青年编组远征军。2.标准：知识青年（男性）年满18岁至届满35岁者，依法缓征缓召及应征服役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当知识程度者，体格标准符合条件者，均得志愿参加。3.数额：暂定为十万人，其各省市分配数额另定之。各省市征集知识青年数额准抵补各该省市原定征额。4.征集：规定了具体的各级征集机构、集中地点、集中时期、集中管理及征集费用等。5.入伍：应征入伍之知识青年除特种兵外，以按其籍贯编组为原则。6.待遇：除照远征军之待遇办理外，副食费酌量增加。7.服役：服役期间定为两年，期满后退伍。8.优待：入伍期间家属之优待及退伍后就学就业之奖励另行规定。
从军运动全面铺开之初，并未如预期得轰轰烈烈，尤其是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反应冷淡。10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发表题为《与知识青年说从军》的广播讲话。24日，蒋介石再次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从军号召：“第一、青年非从军无从造成其人生伟大的志业”；“第二、青年非从军无从湔雪其国家积弱的耻辱”；“第三、青年非从军无从获得其抗战最后的胜利”；他认为从军救国是广大知识青年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号召青年“走上前线……以志愿从军为光荣，以规避兵役为耻辱，恢复我们民族尚武的德性，改造我们社会颓靡的风气，整我军旅，灭彼倭寇”。同日，中央大学等24所大学校长电呈蒋介石表示支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发出《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电》，呼吁鼓励各校学生积极从军。
10月25日，国民政府宣布在行政院下设兵役部，鹿钟麟为部长。同日，军事委员会电令各省市县成立各级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适应形势发展。26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通电全团，要求“在征集期间，各级应遵照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通力合作。各级团队干部及工作人员，与所属团员，尤应率先出征，以资倡导”。28日，行政院通电各级政府，要求青年公务员率先从军。
10月29日，在渐趋热烈的气氛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邀请在重庆的三青团女青年处、女青年会、中央大学等36个单位联合召开“陪都妇女团体推进女青年从军运动联席会议”，讨论女知识青年从军问题。《妇女共鸣》月刊社也举行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座谈会。会议均鼓动女青年响应政府号召从军，参加战地服务和后勤工作，并将之视为争取男女平等的一个机会。
11月1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宣告成立。11月3日，教育部公布《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不仅对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而且还对从军学生退伍时做出了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优待办法，极大地刺激了学生从军运动的高涨。11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以加强知识青年的军事训练督导。该部设参谋、军务、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六处，高参、机要两室，及其他附属单位，罗卓英出任总监。
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报名，报纸、电台对此大加宣传，使不少知识青年受到了鼓舞。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厅等中央机关内的知识青年，很多人也都响应从军运动纷纷报告参军。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
从1943年11月15日三台县学生发动从军运动起，到1944年11月12日运动第一阶段结束，一年之间，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由三台县一隅波及整个四川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及整个国统区。据统计，报告参加服役的学生、公教人员、党团人员达47000余人，发展可谓迅速。
11月12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正式开始登记。有关部门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配合。11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为从军运动推波助澜。11月20日，考试院颁布《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参加考试优待办法》，对退伍人员做出在资格、年龄、考试科目、成绩等方面予以优待。同日，中央颁布《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从军服务队征集办法》、《管理办法》和《实施办法》，预定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5个城市分别征集800、500、300、200、200名知识女青年入伍。针对一些超龄人员的从军要求，11月21日，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又颁布了《逾龄志愿从军者处理办法》。11月24日，蒋介石还发表文告，希望医药界青年献身军旅，以解远征军缺医少药的难。11月30日，行政院又颁布《从军青年家属优待办法》10条，通令各机关予以执行，为从军青年解除后顾之忧。
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催促下，全国各地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纷纷开始行动，各地报刊纷纷报道以营造热烈气氛。11月18日，中国远征军政治部通电全国，欢迎知识青年从军。至20日，仅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和南开中学就有200余人报告。许多知识青年抱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据12月初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加志愿军。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10万人的数额。三青团内部响应也很热烈，甚至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请求从军，各地应征人数很快就达到93085人，超过原定5万名的配额近1倍。
另一份权威性资料显示，1944年底，国统区各地报名及体检合格入伍者达151516人，超过预定数额（10.5万人）50％以上，仅重庆及川东地区即超出分配名额3000余人，达8614人。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体经历了倡导发动、宣传鼓动、人员登记、身体检查、临时招待、集中编训、生活指导、慰劳娱乐、交拨入营等过程。所征集的12.5万名知识青年，经交拨入营后编为“青年远征军（青年军）”。
1944年12月24日，从军的知识青年报到入营。知识青年志愿军第一、二、三大队陆续成立。12月26日，第一大队首批开赴璧山受训。
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青年远征军共12万人，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训练，训练期限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庶几青年远征军能成为全国之模范军队”。依国民政府军序列，成立青年远征军，下设第201师至第209师，此外尚有1个师未编成。第201师，师长戴之奇，5180人，驻璧山；第202师，师长罗泽闓，7189人，驻綦江；第203师，师长钟彬，5863人，驻泸县；第204师，师长覃异之，7757人，驻万县；第205师，师长刘安琪（胡素继任），5492人，驻贵阳修文；第206师，师长杨彬（方先觉继任），7719人，驻汉中、天水；第207师，师长方先觉（后为罗友伦），7310人，驻昆明曲靖。师的编制是按照美械轻装师组成的。每师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搜索连、特务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等各1个。每团3个步兵营，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特务排、卫生队各1个。
3－4月间，青年军第208、209师宣告成立。第208师，师长黄珍吾（后为吴啸亚），13000人，驻江西黎川；第209师，师长温鸣剑，11212人，驻江西铅坑后改驻福建上杭。4月1日，作为女青年从军指导及组训机关的女青年服务总队在重庆宣告成立，由陈逸云女士担任队长。首批入伍女青年391人。此外，从军青年还组成了宪兵教导第3、4、5团等部队。
1945年1月底，全国各地又为知识青年从军编练专门开设的7个教导团、3个教导营，共计报名人数为51042人，经体检合格者为30754人，入营人数共19689名，拨给驻印军共9164名。据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1945年4月底，实际入营8.5余人，后因一部分人补充远征军及出国接受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到抗战结束，在国内实有76507人。
2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蒋经国负责筹设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他从三青团中央干校抽调287名学员充当政工干部，82人充当军事干部。在训练中，他竭力灌输全军上下“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思想，同时宣扬“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青年军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先锋队，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青年远征军入伍训练期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远征军亦分炮兵、步兵、工兵等。入营后，当以学历、体格、志愿等项为标准而编组训练。
经过短期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军、第31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1军、新6军、第5军、辎重汽车第14团、第15团、宪兵教导第3、4、5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共计1.877万人。其中，第201师赴印受训者为500余人；第203师赴印受训者为250余人，充译员为48人，保送航校受训者为4人；第204师赴印受训者为1074人，第207师赴印受训者为数百人。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5年2月20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大会第一次会议，编练总监罗卓英报告了从军运动的概况。称征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从军人数总计15万余人，超出原定数量的50％。要求各有关单位今后将工作重点放在编组训练与管理使用上。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召集第二期知识青年入伍，名额为15万人，定于6月入伍。由于抗战胜利，第二期未能在国统区展开便自行结束。
三、从军运动幕后的党团纷争
战时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知识青年能够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从军，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救国热情。以往民国史学界对此运动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从军运动是国民党的一场阴谋，知识青年上当受骗被充作了“炮灰”。在抗战背景下，认定国民党发动这场运动纯粹是为一党私利，全盘否定青年从军运动和知识青年的良好初衷，显然有悖历史事实。
然而应当承认，国民党及三青团从一开始即试图独自控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也纷纷以各种方式渗透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企图以此建立或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致使一场激于民族大义的从军运动，被蒙上了一层党派纷争的污秽。
三青团是蒋介石旨在改造国民党而设立的，蒋介石想利用这一组织“集合并培养优秀青年干部，树立模范作用，培养党的新生命，新细胞”来改造国民党，通过强化对青年的训练，“以充实本党革命之活力”。为培养三青团骨干，促进组织发展，三青团开展各种训练，同时国民党规定三青团是组训全国青年的最高机构。1943年4月，三青团“一大”规定：“鼓励团员及青年踊跃接受军训及服兵役，以促进建军运动之完成”。通过建立一支“团军”进而在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三青团的明确目的。这次大会上，三青团提出10年内“吸收团员三百万人”的庞大计划，详尽规定“其成分：在学校知识青年应占百分之六十，农工及其他社会青年应占百分之四十，女青年应占团员总数百分之二十”，显示出其极力控制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明确构想。
1943年11月，徐思平在绵阳、三台县的鼓动，经重庆报纸报道后产生了不少震动。由黄埔系掌控的军政部兵役署立即发布《学生志愿服役办法》，期望在这一活动中掌握主动。1944年10月，国民党、三青团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及各界人士举行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会议除对运动名称、组军名称、征集方式是强迫抑或是志愿等问题确以确定外，要求适龄党员率先应征，否则开除党籍；“在适龄合格人数中，依照配额抽签决定”；超龄党员“应率先送子弟应征，凡无子弟者，每人至少应介绍知识分子一人应征”，要求党团员的数量在这支青年军的基本构成中至少占有五分之一比例，选派具有大专教职者的党团员出任高级政工人员来掌握。会议决定预计征集10万人，国民党与三青团各负责召集5万人。显然，会议确定的从军运动目标，是要组建一支以党团员为主、知识化、现代化的党团新军。只是这一目标因担心激起反对而没有公开。为防止战时日益激化的党团矛盾扩展至从军运动中，此次会议中党团还达成协议，在会议通过的《各级党部团部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党团应绝对合作，“各级党部团部办理从军之原则计划及步骤等，应尽可能一致，并绝对协同合作”。
但随后，三青团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此为青年运动，应由三青团主持，国民党办青年运动不符规定，党团并举也势必产生矛盾与冲突。从军运动初起后，三青团通令各级团部，积极发动青年从军。一些地区出现了三青团员“纷纷响应，请缨杀敌”的情况。此时从军运动未成规模，各地建立了几个团。据徐思平报告，这些学生兵比预备军官的素质还要好。此外，从军运动规定的青年应征年龄为18－35岁，这一年龄段上的国民党员在1938年后全部划归了三青团，客观上对于三青团控制青年军极为有利。征集完毕经淘汰后保留的9个师7.1万余青年军士兵，多数为在学青年，其中国民党及三青团员约占总数的70-80％。然而应该指出，不少地方在招募青年学生时，为完成任务突出发展青年学生入党入团，这是青年军中党团比例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绥远省党部电》（1945年2月23日）、《李品仙密电》（1945年4月14日）、《广西省征委会密电》（1945年2月9日）、《甘肃省征委会工作报告》（1945年2月）、《宁夏省征委会致全国青年从军指委会电》（1945年2月9日）、《山西省征委会致全国知青从军指委会电》（1945年2月25日）、《西康省征委会致全国知青从军征委会电》（1945年1月16日）、《河北省征委会关于上报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1月8日）、《马步芳关于青海省从军人数统计代电稿》（1945年2月2日）、《刘茂恩关于河南省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2－3月）、《陕西省征委会关于报告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2月11日）、《湖北省执委会关于该省征集青年从军经过代电》（1945年4月23日）、《山东省征委会报送征集人数统计电》（1945年4月27日）、《黄季陆等关于四川省征集从军人数统计电》（1945年8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70－397页。
蒋介石意识到，知识青年从军对于提高军队素质、改造国民党，均具有极大的益处。为避免国民党、军政部、三青团对组建这支青年新军的争夺，他特命三青团中央主持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事宜。以此为契机，借这场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向三青团的组织势力全面推向国统区。因此，从军运动从发起之始到运动高潮，都离不开三青团的鼓动与组织作用，其中也不乏三青团获得组织私利的动机。
在排斥了国民党对从军运动的威胁后，三青团内部的黄埔系、CC系、蒋经国系等不同派系又为从军运动的控制权明争暗斗。
三青团内黄埔系（复兴社）势力之强大，战时尽人皆知。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是原复兴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军运动兴起之初，实际计划和主持从军运动事务的人，尽是原复兴社的班底。能在短期内动员十万青年从军，复兴社体系作用致大。失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转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的陈诚，也积极与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试图掌握对从军青年的训练与控制权。
然而，在1943年3月三青团“一大”上出任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的蒋经国，1944年后逐渐掌握三青团中央的实权。1944年10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青年军编练总监政工人员训练班（简称“政工班”）中将主任，班址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与三青团干部训练合而为一。蒋经国挑选了1140名具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党团员直接入“政工班”进行训练然后安插在青年军政工系统中，与黄埔系和陈诚系争夺青年军的领导权。康泽与蒋经国意见相歧，他则坚持要应征青年要先加入青年军接受军事训练，然而再接受政工训练，目的是要这些人接受黄埔系熏陶以便控制。陈诚则安排其亲信罗卓英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
1945年4月，蒋经国再兼任青年军远征军编练部的政治部主任，试图以“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思想灌输给政工人员，把青年军变为他的“团军”，以之为政治和军事资本，谋求在国民党中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亲自任命青年军各师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各师政治部的组织与训练科两个科长，多由“政工班”出身的学生担任。康泽在政工干部的任命上也毫不示弱。最后，青年军各师政治部主任多为康泽控制下的三青团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干部，也选配了一些报名参军的具有党团背景的大学教授，大多是复兴社系统的人，但仅挂名而已。真正实权则由蒋经国任命的副主任掌握，这些人多是由蒋经国的亲信和从“政工班”训练出来的干部，如前甘肃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科教授李中舒，在“政工班”受训后出任第208师政治部主任教官；类似的例子还有原西北大学地质学教授郁士元、东北大学教授吴希庸、中央政治学校训导长徐治明、朝阳大学训导长周启才、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国文教师王持华等人。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师政治部主任担任各队政治教员或干训班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继续扩展下级政工体系。蒋经国还特别注重对团级政治督导员和连级政工少尉的作用。这样，由蒋经国亲选的政工人员构成了师、团、营、连各级政工网络，也成为蒋经国喻之的“军队的灵魂”。康泽在与蒋经国的竞争中惨败，1945年8月，任三青团组织处长达七年之久的康泽被解职，蒋经国在三青团内最大的政敌被除去。
即使对青年军师级军事干部任命，也必须得到蒋经国首肯才能出任。蒋经国系与陈诚系的争斗在青年军中的直接反映，便是军事与政工干部间在纪律、教育时间、部队管理等方面的对立，有的师还发展到政工与军事干部间的相互拆台。蒋经国虽然军事根基不深，但有蒋介石的支持，他在青年军中搞得了秘密组织，多数师长也甘心服从，使蒋经国很快控制了青年军的领导权，黄埔系与陈诚系也只能徒唤奈何。身为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不仅使蒋经国开始积累起军事资历，也为其形成自己的政治资源、奠定政治实力基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此后，蒋经国步入军界、政界，其基本的支持力量中，不少即出身于原青年军政治部系统。在蒋经国坚持下，出席1947年9月三青团“二大”的青年军代表达到161人，占代表总数的五分之一。
由于临近抗战结束，青年远征军中的绝大部分既没有参与“远征”，也无缘参加国内对日作战。最初，蒋介石并未考虑让青年军复员，而是希望利用这支精锐部队进行内战。1946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并继续升学或就业，国民党担心有中共地下组织从中活动，乃密令各师成立“防奸小组”进行调查。凡是要求复员者，必须参加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6月3日，第一批青年军官兵正式复员，这一天还被定为“复员节”。青年军各师官兵大部分选择了复员，只有一部分自愿留营者，后来成为第二批青年军的各级官长。1947年后，参加与中共军队内战的青年军第207师、208师，均是战后在华北、东北重新招收编练而成的，与战时青年军无关。
四、从军运动的评价
战时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知识青年能够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从军，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救国热情。经过训练后编成的青年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一部分充实到中国远征军中，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场席卷国统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194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影响。
一、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除政治、军事目的外，蒋介石一直把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视为转变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他强调：“此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关系党的前途，既然如此重要，就不能再像过去的一般运动一样，空言号召，敷衍了事。我们要使这个运动能够改变社会风气，转移民众心理，使过去对于‘好男不当兵’的恶习彻底扫除尽净。”“如果徒然召集五万十万青年，去到前线参战，而对于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一点没有影响，那就不能算是达成我们此次会议的目的。这样，就等于失败”。事实也证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有利于社会各阶层重新认识军人、重新认识服役的行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三台县揭开序幕，迅速发展到整个国统区，各地大中学生踊跃从军，声势之浩大，令人惊叹。
服兵役是人民应尽的义务，在征兵制度的国家，学生从军不足为奇，但在习惯于募兵制的中国社会，学生激于爱国热情，能够志愿从军，实在难能可贵。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募兵制度。统治者以金钱招募壮丁从军，士兵为钱而战，道义匮乏与纪律松驰，一直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普通百姓对于这种为钱卖命的服役，不仅极为反感和痛恨，也有着深刻的恐惧。况且，当兵的待遇之差有目共睹，“社会上大众无不以当兵为畏途，千方百计逃避兵役。一般青年都了解，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责任，不是怕抛头颅洒热血，而是感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可悲”。在“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的观念影响下，很多人都有贱视兵役的思想。
抗战时期，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此时，服兵役已不再是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面临外侮的本能自卫。国民党此时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组织“青年远征军”，适应了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有10余万青年如此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参军抗日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责无旁贷，当时，他们并没有“党军”或“团军”的概念，只知道此时面对的敌人是日军。他们没有想到从军运动会产生如此浩大的影响，不仅使广大知识青年参加到抗战的阵营中，也影响到一些达官贵人、巨绅富贾的子弟的积极从军。陕西省高陵县县长边翼藩以身作则，带头报告从军。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慈能等学僧也报告从军。风气一开，知识青年均以从军为荣，农村子弟也倍受鼓舞，争先恐后奔赴战场。社会各界都以亲临前线杀敌为光荣，以规避战争国民义务为最大耻辱，势必转移了过去逃避兵役的颓风，树立起为国效命的风气。蒋介石也说：“这一次全国各级学校的知识青年自动的奋勇从军，一改我们青年学生过去文弱怯懦的颓风，来尽到国民捍卫国家的职责，实在是抗战以来，一件特别值得欣慰的事。我相信这次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的奋起从军一定还有无数青年闻风兴起。”这次从军运动，成功改变了国民对当兵义务欠缺认识的心理。以前是宁愿自残也不愿当兵，现在变成了为能够参军，年龄不合格者多报岁数；没有交通工具者甘愿步行；青年军沿经各地，青年闻风而起，自动随队参加，不获录取者痛哭流涕；女青年几番争执，要求给予她们服务抗战的机会，不少女学生脱去旗袍，换上戎装。这种场景，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如张治中所言：“这些知识青年，包括学校学生、机关干部、社会青年，都是具有爱国热情、民族立场，为拥护抗战、参加抗战而来，这是大可赞扬的青年精神的具体表现。”
当然，从军运动所以风起云涌，人们对服役认识所以有较大转变，与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报纸杂志的广泛宣传和从军待遇及军队待遇的改善有极大的关系。12月初，重庆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发起了“崇敬军人运动”，以倡导社会各界对于军人的尊敬。
二、促进了军队素质的提高。抗战爆发后，募兵积习被打破，国民政府动员数百万兵员应付数千里的战线。所征之兵，多是目不识丁的贫苦壮丁，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导致部队整体文化素质极差。由于农村经济长期衰落，各地征集的壮丁，营养不足，体格羸弱，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大批知识青年的从军，无疑给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青年学生的生活状况一般好于农村贫苦壮丁，身体也比一般壮丁健壮，他们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反抗外敌的信念坚决，这些都是普通壮丁所不具备的。青年学生是民族的精华，以往教育的缺点是文武不能合一，现在学生到了军营，接受军事训练，以学校教育为体，以军事教育为用，在军队中的作用无法替代。从军学生把文化知识传授给了一般士兵，特别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使整个军队素质得到了一定提高。如蒋介石所言：“以我们过去一般军队的素质与智能，实在不能达到最后成功的任务。所以我们要成立青年远征军，集合一般知识青年，他们的智能都比普通士兵精强，每一个人至少能发挥五个乃至十个普通士兵的力量，而收到杀敌致果的成效。这样我们青年远征军就可以成为全国各部队的模范和基干，因而提高全国各部队的精神，改进全国各部队的技术，以达到我们最后胜利的目的。”
军队作战，精良装备固然重要，旺盛士气和严明纪律同样不可缺少。知识青年集蓬勃朝气、爱国理想、文化知识于一身，不仅优化了军队构成，更易于遵守纪律与军规，必然能带动和影响其他的士兵，使整个部队形成纪律严明的整体，更有利于转变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知识青年在学校均受过一定的教育，相当的知识修养大大有助于他们独立判断敌情与应战的能力，对于军队素质的提高极有益处。蒋介石曾说：“在这个敌我决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现代的战争，需要现代化的军队，更需要现代化的军人，而在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执行反攻的积极准备时期，尤其需要有高度知识和技术的士兵所组成的部队。”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在与盟军的联合作战中，必须具备与之相适的文化条件，知识青年易于接受现代最新的技术训练，使精良武器与新式战术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知识青年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他们受过教育，对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认识更为深刻。在他们身上，较少农民阶层的缺点和局限性，他们可以超越个人利益或地域乡情为整个民族的命运而战。这样的军队，不会因为暂时失利而悲观，强烈的信念会支撑他们战斗下去，直到打退侵略者。知识青年一般独身一人，没有更多牵挂，不必担心妻儿和小家庭。哪里需要，就可到哪里去。知识青年都是志愿从军，不会出现大规模逃跑的现象，无形中在客观上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正如当时舆论所言：“现在从军知识青年成千上万，踏进了军营，国际观听当然也随而大大改变了。这对于提高我们国际的地位，实比发出千百次的对外宣传文字更为有力。”
三、促进国民党建军整党及行政改革。如蒋介石所言：从军运动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认识本党革命牺牲的精神”。从军运动的发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群起响应，兵源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军队素质得到一定提高。而且青年军之创设，有助于新制度的建立，如选拔贤能的新人事制度，实物补给的新经理制度，知识青年之新兵役制度，都已树立楷模，使我国千百年来的兵制焕然一新，也为建军前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需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高素质军队，要有现代化的知识，现代化的训练，要有“国家至上”的认识，“民族至上”的信念，这样的新军才能为民前锋，启导建国大业，巩固现代国防。要建立这样的军队，必须渗入民族的大量新鲜血液。而高素质，高文化的知识青年从军，恰好为国民革命军输入了新生力量。青年军是国民革命军中最有朝气的，他们能够适应军队中所采用的新式教育方法，能够较快的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战斗训练。因此，“此次学生等知识青年之志愿从军，实已树立兵役及建军百年大计之基础”。假如没有学生服兵役，“则国防之科学建设将无中坚之干部，国防之基础将不易固也。”
抗战后期，由于制度及管理上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声誉日降，“就是一般民众，也对本党抱一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甚至认为我们党员不是服务民众的，而是来剥削民众的，我们党部不是革命的团体，而是一个腐化的衙门”。中国的同盟国也时有“对于本党的轻视。他们认为本党不足以代表中国革命的力量，因之，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亦起了怀疑”。“所以这次运动的目的，决不只在召集五万或十万知识青年，主要的是要藉这一次征召，来测验我们一般党员团员的气节，测验他们忠党爱国的精神，而藉收整顿我们党团的效果。”在从军运动中，不仅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就使国民党、三青团内一些党团员也受到感染踊跃从军，蒋介石还把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都送进青年军以示激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果，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精神。蒋介石认为，通过青年从军运动获得大批优秀人才和一支高素质的“党军”，“只有这个运动成功，乃能振作我们一般同志的精神，重整我们本党革命的旗鼓，这真是本党起死回生最后的机会”。所以，蒋介石几次谈到，要对青年远征军在组织上实行严格管理，“使他们养成组织的精神与习惯”，“要练成现代模范的国军”，不仅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而且要成为国民党从根本上起弱振衰的基础。
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国民党五届十二全会期间向蒋介石提出警告：“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实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计，自当悉力以赴，惟政治现状如此，倘无刷新之措施，则十万青年，应号召而成为有组织之武力集团，日后横决，恐将无以善其后。甚至有以满清末季创办新军，终颠覆于新军之革命为例证者（中委谈话会中，亦有作此论调者）。当时有提出‘请刷新政治以利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推行’一案者，领衔人为一七十余高龄之老党员曹叔实先生，签名者则均为现在党团之负责干部”。然而，抗战末期的国民党不仅未能在政治有所改观，内部的腐败与精神萎顿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国民党也深知全国对之的观感。这是不是战后不久青年军即告复员的原因之一，目前尚不得知。
以三青团为例，1938年成立后，团员征求进展缓慢。1940年发展团员16.95余万人，达到了一个高潮。其后逐年下降，1943年仅发展了8.28万余名团员。三青团不仅没有起到蒋介石以之改造国民党的作用，就是在一般青年人中也缺乏应有的威望。然而，随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三青团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极为活跃，威望日升，在从军知识青年数额猛增的同时，三青团团员数量也成倍增长。1944年，三青团发展团员达到267404名，团员总数达到了88.7865万人,其中在校学生占总数的44.87％。
由于从军运动迅速兴起，征集兵员数量大，时间紧，单靠国民党、三青团的体系，不可能解决从军运动兴起后带来的诸如报名、体检、训练、入营、家属、学籍、退伍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只有在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高效率运作下才能解决。如前所述，在国民党高层催促和民众热情的感召下，各行政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鼓励知识青年从军参战；各机关也严令下属机关予以配合，从而切实保障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在这次运动中，各机关工作人员一改往日的拖延、松散作风，表现出少有的效率、热情与合作，可说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体系少有的亮点之一。例如行政院兵役部，就在此次运动的热潮中，针对以前兵役宣传中存在的敷衍漠视、规避顶替等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宣传办法，要求县（市）长每三个月召集一次所属乡镇保甲长的兵役法讲习会，乡镇保长每月应切实举行国民月会一次，师管区司令每三个月赴所属乡镇视察一次等，取得了一定效果。12月8日，兵役部公布了《优待征属改进办法》，鉴于物价上涨过快，要求发给征属的优待金均以实物兑现；入伍军人的家属，如系赤贫，以4人为限，国家每年发给黄谷2市石或小麦1市石；对有耕作能力的征属，对现住保内的土地享有优先租佃权等。这些措施，“为使征属能得实惠，征人能无后顾之忧，其意甚善”。
固然，国民党与三青团对从军运动及青年军的控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要建成一个“党军”或“团军”的目标也十分明显。然而，我们同样不应无视战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不少应征青年均在体检合格后被突出发展入党入团的，根本谈不上对国民党有什么政治忠诚，大多数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都称不上是党团的代言人和深入社会的触角，也不应将从军运动视为仅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党团活动。
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后期影响国统区的一件大事。这场运动，振奋了前方士气，唤起了后方民心，有力地冲击了数千年来贱役的恶习，表达了中国社会同仇敌忾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应该对其主流加以肯定的青年运动。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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