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成诗一首：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谳，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革命需要烈士表现其神圣性，先烈们留下无数遗书，已经公开的大多是抒忠诚、呼口号，从容赴死，慷慨成仁，只有瞿秋白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篇有忏悔录性质的《多余的话》，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而其彻底的坦诚，直令其同志怀疑他是革命的叛徒。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8、9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期全文刊载；1991年人民出版社以“附录”的形式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这是49年后最权威的版本，它与《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均为瞿秋白的自传。

　　1、俄文

　　1916年底，瞿秋白决计走出已经破灭的家庭，离开常州另寻出路。先是到武昌，然后到北京，最初想进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但交不起学费；去考普通文官，又名落孙山，只好于1917年9月“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瞿秋白，1991：695）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将决定他终生的命运。

　　假如他没有离开常州；假如他安心在武昌的外语学校学英文；假如他进了北大或考上文官，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一切。偶然的选择决定了他终生的被选择：

　　因为他懂俄文，所以有机会去了俄国。1920年8月，北京《晨报》请他做派往莫斯科记者，由此开始了他身体上和思想上的俄乡之旅。

　　因为他在俄国，所以有机会参加共产党。1921年春，其同乡、同学张太雷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共产国际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引按）开办中国班的时候（1921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瞿秋白，1991：697）1922年底，陈独秀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担任他的翻译，受到陈的赏识，随之回国。次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被陈提拔为中央委员；

　　因为他有过在俄国的政治经历，所以1927年斯大林决定由他来代替陈独秀，充当他在中国的代理人。

　　偶然性在人生中的作用，因人而异。瞿之所以一再说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首先就在于他的命运是由懂俄文这一偶然因素引领的。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正因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2、无路可走

　　偶然因素之所以能决定瞿秋白的一生，原因之一，是他无路可走。瞿秋白生于江南“衣租食税”的绅士之家，世代读书做官。但传统政治/文化秩序解体之后，读书晋仕之路已失而新生之路不明。“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的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者队里。”（瞿秋白，1985：210）然而，多数绅士不能完成这一转换，昔日“治人之君子”固然不能放下轻高的姿态，“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也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瞿的父亲就是这种人的代表：生性善良，懦弱无能终至一生潦倒，全家只能日渐穷困、靠借债和典当来勉强糊口了。贫贱交加之中，瞿的母亲吞火柴头自杀。

　　家庭悲剧所启示的，第一是人情凉薄和礼教的虚伪。经济上的破产使得曾经笼罩着温情的家族制度破产：“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诅咒毒害，无所不至。”（瞿秋白，1985：14─15）因为父亲的无能，瞿家在大家族内部常受欺负，甚至被逼搬家。瞿母死后，亲友们无人吊唁。革命者的无情是因为他们没有或很少体验到人间真情，革命的世界观反映了也强化了革命由以产生的现实情境。

　　第二是否定了传统绅士那种重体面、尊性灵的价值观，形成了一切从实际经济状况出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传统绅士阶层凭依知识而获得身份和生活资源，为全社会生产价值系统与文化符号。由于他们远离世俗物质生产，并且其社会使命也需要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无论他们的个性气质、生活世界还是他们的知识产品、生命追求都有一定超越物质计较甚至是反功利的特点。但清末民初，他们所赖以生存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都趋于瓦解，从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都要重新设计。在常州府中学阶段，瞿曾一度迷恋名士化的生活，喜欢与几个朋友在清风朗月下以性灵相尚，讨论经籍，写诗填词，想象一种唯心的避世之梦，但母亲的自杀提醒他名士生活是要有条件的。曾经有过钱而现在又没有钱的人，最容易感受钱的重要，自然也最容易接受经验唯物主义。

　　人间的凉薄滋生着怨恨与敌意，“饭碗问题”的难以解决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启蒙。所以在瞿走向政治生涯的诸多“偶然”中，实有他自幼经历的痛苦经验做基础。苏俄革命理论、中国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获得大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拥护，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太多像瞿这样无路可走的文人和劳工。他们即使明白暴力行径可能给社会造成破坏，也别无选择，革命之于他们，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系统崩溃后，寻求个人出路的一种途径。

　　《俄乡纪程》是瞿的心路历程。正像“绪言”一开始就说的：“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这时，俄国传来了一线微微细细的光明：“‘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有些生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俄国革命给无可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启示了一种出路，空无所有的中国心灵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破坏一切的革命上，由此喷涌的激情自然无所顾忌，所向披靡。

　　作为另一个例子，杨得志上将少年时出家寻找生路，临行前他父亲对他说：“这世界我看透了，出了力也挣不到钱。”（杨得志，1984：12）也许，拚死革命倒可以打下一片江山。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3、“误会”

　　“历史的误会”之形成，不仅是因为瞿秋白懂俄文。绅士、文人虽害怕血腥、懒于行动，对干净社会、理想未来的向往却更为热切，虽然留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系统研究，但“我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结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瞿秋白，1991：704─705）

　　共产大同的理想并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古今种种乌托邦设计甚至更为细致。以一个敏感而脆弱的没落士绅子弟，瞿很容易就接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理想，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通向此一理想境界的唯一道路，这却与温和软弱的绅士格格不入的入。只是靠着辩证法的论说力，瞿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间虽有勉强，但就最终接受了这一理论本身而言，却没有什么“历史的误会”。

　　但对“历史的误会”，瞿也不是临死前才自觉的。1924年上海大学期间，他有一部留声机，喜欢小调唱词和京剧名角的唱片，有时还到新世界听小黑姑娘的京韵大鼓和其他人的说唱。（羊牧之，1980）他兴致勃勃地教王剑虹、丁玲学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节吹萧，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布或棉布上，题上诗词，再由她们动手绣；还鼓励丁玲和他的妻子王剑虹从事文学而不要去搞政治。丁玲后来分析：“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说他自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丁玲，1984）同时期在给王剑虹的信中，也有“我又何尝是人呢？”“我苦得很”，“我们正像在黑夜的人”；“我那一点虚名累死我了，累的我精神疲乏极了，我只想‘静悄悄的’做一个普通人”之类的话。（梦花，1996：128—130）

　　以文学家而政治家，当然是误会，但兴趣与职业的矛盾从来就有；也不能说文人从政就一定是悲剧，许多坚毅的革命者是由绅士、文人蜕变而来的。毛泽东也是个文人，1951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出版后，“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时候，文人毛泽东帮助了政治家毛泽东的统战政策。三年后，政治家毛泽东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以俞平伯为突破口，以批判胡适、改造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文人毛泽东给政治家毛泽东提供了便利。正如林默涵解释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陈徒手，2000：1—2）文人可以从政，文学也可以是政治。关键是从政的是什么样的文人，像瞿这样的文人就不行。

　　为什么不行？进一步的追问是：文人从的是什么的政？

　　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共产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阶级斗争首先被理解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对此，瞿没有疑义，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并不手软。但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交代，阶级斗争也落实为内部争斗，其频繁和酷虐，非坚毅冷血者不能忍受。革命政治有一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和组织体制来宰制、威慑、驯化各式各样的人物，任你是绿林好汉、贩夫走卒，还是浪漫文人、世家子弟，最终都必然是顺昌逆亡，成为驯服工具。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对“文革”，革命以生命开路，以鲜血铺路。“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整风”，几乎是革命者的共识，连威风凛凛的贺龙元帅都说：“我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历来是勇敢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可是在革命队伍里，对自己人，我几乎是软弱的。”（师哲，2001：199）

　　中国革命主要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因此仅仅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还不足理解中国革命；革命政治不是议会政治、而首先是一个武装集团的夺权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瞿的个性缺乏参与此一斗争的资质和机能。因此当共产国际、李立三、王明等对他无情打击时，与“上面”的特殊关系、近乎愚昧的信仰、受虐般的顽强、出众的机智等等可以使人夺命而出的条件和手段瞿都不具有，他只能举手缴械，梦断申江，命断汀州。《多余的话》中一再悲叹的“历史的误会”的真义，是误把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暴力行为的实际斗争等同起来。

　　4、“戏子”

　　瞿秋白的自我认同是绅士和文人。绅士要尽可能保持体面：“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上一个仆妇（积欠了他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来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瞿秋白，1991：701）文人的特征则是脱离实际：“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瞿秋白，1991：713）“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瞿秋白，1991：716）

　　绅士和文人都是中古的残余和遗产，这一性格有其出生和发育的土壤，即使在纷纭扰攘的现代，“雾里看花”式的欣赏也是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在强力独断的铁血革命中，绅士和文人是没有存在的空间的：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瞿秋白，1991：715）

　　如果不想以失败收场，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二是以演戏的方式保持双重人格。瞿是会演戏的：

　　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瞿秋白，1991：715─716）

　　确实不差。瞿的贡献不只是在理论宣传方面，也在革命行动上做过许多大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在他主持中央期间举行的。1927年，他亲自担任两湖秋收暴动的总指挥，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的口号，制造红色恐怖。除王明时期和“文革”期间，党史对瞿的评价总体说是比较高的。进而，瞿也有相当的政治能力，不是听人随意摆布的软体动物。张国焘说过他的政治作风：“瞿虽然佩服陈独秀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廷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张国焘，2004上：448）张还回忆，陈独秀曾经说过：“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就不信能容许瞿秋白这种张牙舞爪的作风。”（张国焘，2004上：449）郑超麟则记得他的政治手腕。在中央讨论北伐的会议上，陈独秀与张国焘争吵起来，“瞿秋白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赞成北伐，但他不像张国焘那样直接同陈独秀正面冲突，他调解于二人之间。”（郑超麟，2004下：17）1927年，张国焘准备把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交给罗章龙，但“秋白要将这个重要的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个人之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郑超麟因此判断，张国焘的手腕还不如瞿秋白。”（郑超麟，2004上：356）“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1927年前后，我最不满意于瞿秋白折，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郑超麟，2004下：22—23）如果上述诸事属实，则瞿并非毫无政治策略，只要得到国际的支持，他是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得胜的。

　　瞿秋白的最大问题，除共产国际的抛弃外，最主要的是他能演戏却反感演戏：“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地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瞿秋白，1991：715）何以至此，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有演戏之能却深感演戏之难且怕演戏，说明这出戏太难演了，胜任它的不是优秀演员，而是特型演员。所以一旦熟悉剧情，瞿就感到难以在舞台上立足。“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 ── 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瞿秋白，1991：699）从1927到1934，正是瞿卷入党内斗争的核心，其政治主张被斯大林否决，政治地位先被李立三、继为王明等取代，最终“在政治上死灭”的时期。瞿遭遇的是斗争失败者的普遍命运，如果不是“被拉出队伍”、如果没有无情的政治文化，瞿即使不再充任领袖，也会有一个正常的革命生涯。所以他的悲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绅士或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曾经有过不少杰出的绅士政治家），而是不具极端性格与手段的常规政治家与以极端为特征革命实践之间的矛盾。佩服其政治手腕的郑超麟也强调他“性格根本是软弱的”。

　　第二，说到最后，瞿还不是一个好演员，演员之为演员在其能以二元人格、双重生活的形态存在。事实证明，在党内，会演戏的绅士和文人是可以成为成功的革命者、政治家的。比如同样出身于士绅之家、同样喜欢昆曲的康生，就不存在瞿秋白的困惑。他确实没有隐蔽自己的爱好。1956年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昆曲研习社，“康生常来看我们的演出，说：‘你们的戏可真不错，为什么不公演？’谁的笛子吹错了，他都听得出来，很内行。有一次我们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说话。”他显然不欣赏当时流行的现代戏。1964年，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昆曲社停止活动，“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陈徒手，2000：9—10）1961年康生在紫光阁会议上要戏剧家写帝王将相历史剧，点名要剧院为会议演出未经加工改造的《花田借》、《马寡妇开店》等坏戏，公开反对京剧界探索现代戏，声称“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潘荻：1998）康生与剧作家孟超是亲戚（他的姑母是孟超之嫂），他十分支持孟超改编《李慧娘》，1960年初排后，他多次观看并提出修改建议。1961年夏，此戏公演，康生称之为“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10月14日，康生宴请孟超及主演，连声称赞。1962年秋，风向转变，康生对孟超女儿说：“告诉你爸爸，另光写《李彗娘》，还得写另的东西。”1962年十中全会开幕前夕，康生写条子给孟超：“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还在一次会上说：“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要写检讨。”对孟超这些保护行为，不只是出于亲情，也说明他没有完全不顾自己的审美偏好。然而，当江青1963年组织批判《李慧娘》后，康生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964年夏，他把《李慧娘》当作坏戏的典型，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文革”开始后，康生把孟超打成叛徒，致使孟超抑郁顾疾，1976年惨遭死。（穆欣，1994：198—203）既能欣赏传统昆曲又参与江青的“京剧革命”，既为曲社的散伙伤感又鼓噪毁灭一切文化的“大革命”。这样的事，要放在瞿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康生似乎并不困难，他圆融无碍地把对金石书画的高水平鉴赏与阴谋政治的角逐统一起来。这固然说明他当时得到毛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他比瞿能善于处理好个人爱好与政治需要的关系。

　　把革命者说成是演员，前提就是这个革命者还保留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与革命天然对立。事实上，除了像康生这样极少数的人外，更需要的是价值虚无者，可以无我地把一切置放在权力的祭坛上。所以政治家可以是演员，真正的革命者却不能是演员。

　　5、“叛徒”

　　瞿自愿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叛徒的身份告别人世：“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瞿秋白，1991：719）

　　在三个意义上，瞿秋白自承是革命的叛徒：

　　第一，理论上不彻底。瞿的政治兴趣本不浓厚。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理想后，他就放下政治理论而专心研究俄文去了，后来东方大学要他当翻译，他才又打起精神看马克思主义的书。“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瞿秋白，1991：705）

　　其实，这是一种相当严格的自我批评。早期的革命者基本上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过”，也没有几个人读过《资本论》，以至于毛泽东直到70年代还一再抱怨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瞿是“文人”，且在苏联呆过，相对于其他以“山大王”开始的革命者来说，他有资本、也有作品表明他是中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只要提出一点，在他短暂的文学生涯的几篇论文中，已经提出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观点：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深入生活、工农兵方向等。革命其实不需要什么“系统的研究”。如果说以“菜刀”和“梭标”起事的现代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在于它有一个“主义”武装着的话，那么这个“主义”也不是《资本论》提供的。“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党”理论）和斯大林主义（权威体制）已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的框架。考察毛泽东的言行，他不但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确立其思想权威的40年代还强调：“我常觉得，马克思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杨奎松，2001：43）所以除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外，举世无双的中国共产革命，并没有培养出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第二，思想改造未完成。在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斗争中，瞿一直没有完全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和作风。他总是摆脱不了“弱者的道德”：“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瞿秋白，1991：714）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瞿时，瞿刚从上海大学上课回来，“呢帽，西装，革履”，让郑大吃一惊：他从未见过穿着如此整齐的党内同志。（郑超麟，1989：83）俞平伯也有类似的感觉：“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议一块去黄龙洞见胡适，俞先生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长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陈徒手，2000：7）当时是他学生的丁玲到描写他住室：“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几摞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纷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一层温柔的微光。”（丁玲，1984）更重要的是他“文人积习未除”，崇尚“弱者道德”，脆弱、不自信、不敢斗争、不着实际。郑超麟记得李维汉曾对他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郑超麟，2004下：77）也许，瞿秋白“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组织上入了党的瞿没有在组织上叛变党，而既然他在思想上没有入党，那也就不存在叛徒问题。

　　第三，政治上的消极：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瞿秋白，1991：707）

　　理论上讲，一个合格的党员应当主动积极地参与党的理论政策，但实际上，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政策都是由莫斯科发出的，不但是普通党员，即使是中共领袖人物也只有听吩附的份。模范党员的现实含义就是不加思考、不加怀疑，与上级保持一致，“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而，瞿在政治、思想上的消极并不就是叛徒。

　　瞿对党内斗争的具体实践感到恐怖，但对党和革命的原则却视为神圣，内心的焦灼至为创痛，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党把自己清洗出去，自己也“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种自我戕害，既维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纯洁性、革命事业的严肃性，也使自己可以回避残酷的内部斗争。由此来判定瞿，他不是叛徒，而是党和革命原则上的坚定捍卫者；他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半革命者。只是说他是“叛徒”也不是毫无理由：一个革命者不无条件地赞扬革命和党，却如此真挚坦诚地把自己的革命生涯说成是“历史的误会”，不是叛徒又是什么？革命需要的不是理论上的彻底、人格的纯洁，而是组织上的一致、行动上的服从。这使党可以集中千百万人的力量和意志战胜敌人，也使党成为一个整体融贯的集体，没有党内民主和合法的个人权利。《俄乡纪程》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只是红光已经晕眩了他的眼睛和心灵，即使觉察了“究竟”又能怎么样？

　　6、“一生没有什么朋友”

　　《多余的话》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

　　只“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一句就凉透纸背了。

　　1928年7月的“六大”上，瞿受李立三批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瞿受王明等人批判；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时，瞿受周扬等人排挤；1933年到江西时，中央不许杨之华与他同行；长征时，正患肺病的瞿被遗弃在江西。

　　只是李立三等人特别坏吗？所有这些整过瞿的人，后来都受到更严厉的整肃。这些中,至少李立三是正派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谁故意和瞿过不去，而是集权体制和革命机器使然。即使瞿本人，不也是1927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处分过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不也是以“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烧杀政策”指挥全党吗？内部斗争自有逻辑，政治人物的言行由不得他自己做主。1927年，瞿奉国际指示批判并取代了一手提拔他的陈独秀，“六大”上还提议开除陈的党籍。但这不是出自瞿的本意，“其实，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瞿秋白，1991：698）但瞿只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只有瞿秋白没有朋友吗?长期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的康生其实也没有朋友。1930年1月，当李立三严厉批评严重违纪的王明时，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也立即表态：“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李思慎、刘之昆，2004：225）但一年后王明掌权，康生又经常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并帮助王明迫害李立三。1938年下半年后，随着王明政治行情跌落，康生又迅速与之拉开距离。像康生这样翻云覆雨的人，会有朋友吗？

　　权力格局制约着个人品格，政治家应当有这样的品性，即把自己品性完全纳入到政治逻辑中去。凡是不具有这样品性的，就不能成为政治家，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不是“自己的生活”：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的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罢！（瞿秋白，1991：715）

　　除“躲避”外，这些“弱者的道德”其实都是文明人类合作共事的必要条件，都是值得追求的道德境界。80年代李维汉评论说，五代党的第一把手（陈、瞿、李、王、毛）中，只有瞿一个执行了民主集中制。（温济泽，1999：422—423）但从“斗争哲学”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必须抛弃的。瞿既不敢坚持这些，又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战士以展开无情的路线斗争，那就只能沉默。平时“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瞿秋白，1991：721）对自己亲爱的人也不说明道尽，尽管杨之华也是党员。这不仅因为“我始终戴着假面具”，而是党内“形格势禁”。

　　我近年来重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者“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瞿秋白，1991：717）

　　但革命的首要问题却是分“好人”和“坏人”，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坏人”不必说是坚决斗争的对象，政治上的“好人”，如当时党的领导人王明不也是狠整瞿秋白吗？历史学家黎树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而以所谓路线斗争为名的党内斗争，却往往可置对手于死地。”（黎树，1998：413—414）当事人之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牵连。1972年，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为周服务的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发现：“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仿佛都不认识，‘惟恐躲避之不及’”。（周秉德：2000：332）有过机关工作体验的人都会发现，一旦领导对某人不信任，此人就不会得到同事的友善。更重要的是，革命是非常之事，原则上每个人都可能受到怀疑。经过“文革”的李一氓发现：“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以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底了。”（李一氓，2001：277）在这种气氛中，“朋友”云云不是太天真了吗？

　　7、形左实右

　　瞿秋白在历史上以“盲动主义”著名。这是他的对手们给他封的，瞿本人也慨然承受。他还由自我检讨入手，进而认为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也是他的盲动主义的逻辑发展：

　　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瞿秋白，1991：710─711）

　　49年以后毛泽东长期喜爱“左”的理论与实践，上下风行，“左”得可怕，但毛还是觉得不够，他因此发明了一个词，叫“形左实右”，用以指称刘少奇搞的“四清”和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套。但如果像“四清”和“文革”那样的激进、极端都还是“形左实右”，那么谁、怎样才能不“右”？

　　但“形左实右”这一概念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瞿对李立三的分析。“左”实在是源自“右”，在心理上就是担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总想再进一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满现状，而是对现有的局面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比如毛泽东，明明全国已经解放，江山已经一统，但他却提醒人们，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还要大搞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60年代他在党内早已是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但他总是过分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还要不断运动，不断整肃。仔细品味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在他极度自信的背后，总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不踏实，似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以“文革”来杜绝身后的反复。

　　瞿不期然地提示了毛的心理：形左实右。尽管“立三路线”确实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但也并非完全无视现实，不但斯大林有此指示，而且革命形势确实一度甚好。1930年3月至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党迅速建立了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十五个根据地；红军扩大到13个军约十万人，颁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十余省。彭德怀确曾率部攻下长沙。毛与立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具体战略上，而不是对整个革命形势估计。毛在1930年也认为革命高潮将届，不但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作了热情洋溢气势雄壮的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而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攻打长沙等城市，征程中还有几首充满必胜豪情的华章，如“红旗跃过汀江，直上龙岩上杭”、“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等等。甚至在瞿秋白、周恩来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上奉共产国际之命纠正了“立三路线”，李立三本人已于10月14日动身赴莫斯科检讨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还赞扬立三路线；10月17日，毛主持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仍然坚持立三纲领的基本原则；10月19日，毛又写信给湘东特委提出打南昌、九江的要求。（李思慎，1999）学者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贯反左的毛泽东何以会长期实行极左路线？细按历史就知道，这是一个假问题。即使在“王明路线”时期，除了直接与权力相关的问题及军事战略方针外，在党内肃反、土地政策等问题上，毛从来就只左不右，他后来把王明路线的大将张闻天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偶然的。

　　当然，毛与李立三还是有差别的。如果说李在1930年是瞿意义上的形左实右，那么49年后毛的左还有一个特别要素，这就是他担心的不只是生前，而是在身后：这一套天怨人怒的极端行径会不会招致“鞭尸”？愈到临终，这种担心愈益严重。比如，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1975年评《水浒》的视角转向于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后将会出现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主义’或‘投降主义’先下手打一次预防针。”（汪树白，2000）1976年的运动干脆就命名为“反击右倾翻案妖风”。

　　6、改造世界观

　　“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再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瞿秋白，1991：700）革命的历史把一个文人推上革命首领的岗位，如果不是瞿出于对历史的负责而留下《多余的话》，后人哪里会想到党的领袖居然会是这样的疲惫沉重而又“心中空无所有”？《多余的话》肯定是革命进行曲的不和谐音。但消极的自责包含着积极的主张：软弱的绅士和脱离实际的文人要参加政治斗争，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不可，“软心肠”的人是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斯大林有言：“共产党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可以说革命者的最好定义。所谓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铁的斗争意志、坚忍的极端手段、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诡谲无常的伎俩和冷血仇恨的心理等等。瞿所具有的，恰恰与之相反惟其如此，他才获得了对自己的真切体认：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1991：721）

　　瞿以一生的代价昭示了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首先是革命者意识的革命，要把自己换成另一个人，否则就要被绞肉机绞碎。这不是思想动员而是生存智慧。革命之门应上书但丁的一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显然不是每个革命者都成了“特殊材料”（所以要不断地在战斗中成长），但瞿有着绅士的“体面”，既然不能根本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那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是革命的“叛徒”。在表里一致的意义上，他这个绅士与理想的革命者倒是一致的；在坚决地否定自我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个革命者。

　　理论上的自我否定是一回事，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困难的。绅士、文人的最大毛病在于要面子、摆架子，但革命第一条就是要撕破面子、打掉架子。一些领导人喜欢骂人，这不只是由于他缺少绅士式的修养，也是一种统治术，即打断你的脊梁和自尊，彻底降服于他。比如，“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定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有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群‘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的责骂声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高华，2000：315）瞿既然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到这种境界，就不可能在党内立足。

　　成熟的革命者首先要经得内部斗争的考验，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毛泽东在内，除了第一把手，哪一个领导人没有受过无休无止的批判？周恩来在接受批评方面最有经验，因此能长期屹立不倒。林彪事件后，他说：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毛泽东这样评论江青：“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金冲及，1998：2004、2134）林、江都是毛泽东时代受批评较少的人，因此也就受不了批评，从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9、俄乡无涯

　　缺少实际工作之能力和勇猛精进之意志的瞿秋白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不是官迷，没有成为纯粹的政治动物，但在汀州的狱中，他却涌动起冰彻透骨的虚无感：“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不是一般的虚无主义，而是某种固守的价值被否定之后的虚无感。与此词意境相通的潘汉年的40年代写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雨夜有感两绝》：“萧萧夜雨又黄昏，独坐塞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尹骐，1996：244）革命文学并非只是金戈铁马、悲歌慷慨，也有低迥婉转、悱恻凄怆的悲情。

　　既然政治生涯“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去找回“自己的生活”呢？对于那些彻底的政治人物来说，政治上的“一事空”才是人生的“万事空”，但瞿本不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他之感到除了政治就别无出路，感到如此的幻灭，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强有力地改造了他软弱的绅士意识，他不可能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政治人物憎恶波谲云诡的权谋政治和无情无义的党派斗争，后来都转而在文化学术上大放异彩，比瞿稍长一些的章太炎、熊十力都是著例。不过那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文人们可以不革命；而革命者是不允许不革命的，特别是像瞿这样的人物，“既然走上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因为还在瞿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生之艰难和困境就已把他天性中对自然和艺术的赏爱剔除殆尽了：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瞿秋白，1985：15）

　　参加革命的动因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价值和理念，像艺文欣赏、自然感怀、口腹之欲、男欢女爱之类，都是革命政治需要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除了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要求，革命者不能再与这些东西有情感上的牵连，瞿本人不就一再宣传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吗？除了上了瘾似的在“历史的误会”中继续误会下去，瞿已不能重新做回一个绅士或文人：“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瞿秋白，1991：707）“戏”没演好，自我已失，这好象是莫大的讽刺。但瞿并不感到意外，还在1920年12月，《俄乡纪程》的题诗中就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彻悟，彻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

　　俄乡无涯！

　　但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瞿又不能沿着俄乡之路走下去。瞿的痛苦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知”与“行”的矛盾：在种种“形格势禁”之中，他既不可能由知而行，做行动上的革命者；也无法因不能“行”而放弃“知”，重做绅士。无法理清的种种矛盾呈现在意识中就是虚无，从而活着不如死去，“我只要休息”：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是一个躯壳。（瞿秋白，1991：721—722）

　　选择了（哪怕是被动的）革命的人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除非真的当叛徒）。只有肉体的死亡能结束这一场滑稽戏。瞿不可惜不再是革命者，因为自己确实跟不上了；他也不后悔自己曾经是革命者，因为理论上他还是信仰的。“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与“过去”一道过去的是他的“自我”和角色，所以虽然他心理上早已退出了革命先锋的队伍，但他不可能返回“自我”或重演一个角色，他只能作为革命者而死去，只能“以叛徒而冒充烈士”：死固不得其所，却死有其理。瞿对自己的结局应当是早有预料的，所以能从容就义。

　　但瞿没有必要为自己“以叛徒而冒烈士”而惭愧。后来的领导人毛泽东就洞察到其“烈士”外表下“叛徒”的本质，并要死去的瞿为现实政治服务：“1963年，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后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戚转达毛泽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的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叛徒’和‘修正主义’。在这之前，即‘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1954─1964年10年间对上集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一反他过去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自然也是要为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现实斗争服务。”（黎树，1998：413）

　　10、豆腐

　　幻灭于政治的瞿秋白，对自然风物和普通人的生活仍充满敏感和挚爱，“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亲爱的杨之华、欣欣向荣的儿童、花朵和月亮、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作品，都是瞿留恋的，还有：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1991：723）

　　在政治斗争、牢狱死亡的非常语境中，突然出现了软嫩洁白、平凡家常的豆腐，说明瞿秋白临死前又回到了他曾经所是的自我。

　　与好吃辣椒的毛相比，爱吃豆腐的瞿完全是另一种心性人格。豆腐可以是绅士、文人的符号，瞿在无意识中以豆腐来象征自我，豆腐的纯净值得赞美，豆腐的软弱不妨碍它是世界第一。从而具有绅士品格的人虽不是政治材料，却也应当有自己的价值，即将告别人世的瞿似乎从豆腐中获得了一种自我肯定。《多余的话》全篇充满自我贬抑、自我否定，其实，假如瞿真的以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他就不需要说这些多余的话：一个敢于如此自我暴露的人，一定有某种别的自信。也许可以说，全文最后一句对豆腐的最高赞美，正是提醒读者要把《多余的话》由忏悔录读成申辩书。

　　豆腐不但好吃，而且还很家常。经历了“廿载浮华”的瞿想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妻子、文学、豆腐，妻子是他最爱的人，文学是他最适合的工作，豆腐是他最爱吃的食品。一场“历史的误会”并未使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人间普通的东西还给他以温暖，在政治生涯“万缘俱寂”之后，日常人生却似乎“万缘俱生”。他温暖地回忆起曾和郭沫若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的豪兴，（梦花，1996：201）甚至还有“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达观。失败的政治生涯是虚无的，普通文人却拥有生生不已的生活情趣。瞿是在经潮汕往上海时在福建被捕的，如果幸而逃脱，他有可能在上海和杨之华一起过鲁迅式的作家生活。所以尽管瞿不怕死，而且以死为“永远的休息”而坦然受之，但能吃豆腐的生活还是吸引着他。

　　但豆腐在此时出现毕竟太突兀了。政治生涯不是可以过尽的云烟，而是一种灭绝性的钢铁机器：内部斗争死了他的心，外部的子弹死了他的身。以革命的弃儿而为政府的俘虏，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地“逍遥”，连那一缕依稀仿佛的“绮思”也不能萦绕：“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枉然了。”但瞿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仍然留恋：“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上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生死关头重灵轻肉原不奇怪，但瞿的“灵魂”恐怕就只是这一缕“留恋”吧？

　　这就是20世纪意识形态革命的特征：它索取了超额的成本，也把参与者变成不是获取权力就是必然死亡的斗争动物。在这里，人性与生命就像豆腐一样随时会被搅成一团碎渣。革命者的勇气基于此，瞿的悲剧也基于此。

　　但豆腐与钢铁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立。在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人都具有钢铁般的性格。据《李先念传》介绍，32师师长周维炯“凶悍无比”；后为军长的孙玉清“脾气火暴”；30军军长的余天云“作风霸道，动辄骂人，甚至动手动枪。”如此等等。不过他们的脾气只有在下属面前才特别火暴。11师师长倪志亮好打骂和训斥干部，手下33团的团长程世友因怕他而想离开11师。但倪志亮也有软的时候。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听清楚是谁，张口就骂。陈昌浩一听就火了，扔下电话，骑马跑来，见了倪志亮，二话没说，就用马鞭子抽他。他……只得乖乖地立正，挨马鞭子抽。”（朱玉，1999：103）陈昌浩的才干和脾气都是四方面军将士们信服的，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一、四主面军会合后不久，“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明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出来。”（杨尚昆，2001：143）但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钢铁般的陈昌浩立马就成了“豆腐”。1962年，他正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有半年离职疗养的机会，很想却不敢回到离别35年的故乡。处境相同的张闻天知道后有些不解：“你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真想不到。”他只好自我解嘲地回答：“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嘛！我这也正在改造。”当年连党的“总负责”都照骂不误的陈昌浩居然是在“书生”（张闻天此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鼓励下才敢回老家，而且回到湖北后，陈除了一再检讨自己外，就是一再表示“对不起毛主席”。（范青，1993：309—310）“文革”中陈昌浩被迫自杀，罪状之一即是此次回乡之行。

　　豆腐与钢铁的相互转化在瞿秋白身上并不明显，但他也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当经历了苏俄洗礼和中国实践的瞿秋白在远离江南的汀江之浜低吟：“山城细雨乍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时，中国革命正呼啸向前，把越来越多的多余人、同路人彻底抛下。

　　瞿秋白简历

　　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0月赴苏；1922年入党，次年在“三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新青年》主编；1925年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担任中央代理总书记；1928年7月，在“六大”上被撤销代理总书记的职务，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30年9月，主持纠正立三路线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此后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

　　1933年底赴江西苏区，次年1月任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

　　1935年2月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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