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三大的准备过程中，在十三大报告发表以后，理论界广泛地开展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和讨论。新民主主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区别在哪里，联系又如何，是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
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这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退回到新民主主义去了吗？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应该搞新民主主义，而要说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从不同角度、不同倾向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认识基础：或者是社会主义，那就必须是单一的公有制；或者是允许公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存在，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
这是一种思想框框。十三大正是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去寻找最有利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经营形式，而不要让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为过去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固定观念和具体模式的框框所束缚。
实践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再认识，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二、从主要矛盾来划分历史阶段
从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划分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中国人大都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而了解和重视把握主要矛盾的问题的。其实，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读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已讲过主要矛盾问题。但是，突出地强调把握主要矛盾的意义，运用分析主要矛盾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确定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转变，并论述得如此清晰，发挥得如此透彻，的确是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人们记得，在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这一理论分析，对于广大干部理解党的战略转变的依据，统一思想，接受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战略，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人们还记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分上下篇的战略的确定，对于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而这也是以主要矛盾的分析为依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套基于主要矛盾分析的政治哲学，为广大干部所熟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财富。
怎样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来区别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很清楚，就是上面说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就是进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现在也很清楚，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矛盾特别复杂，主要矛盾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它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通过这种交叉，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联系起来，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我国过渡时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开始。这时，由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掌握全国政权，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政治前提已经开始具备，而经济的严重落后和遭受破坏，又使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极为迫切和繁重。所以，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该开始摆在视野之内。这是一方面，它显示出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显示出这两个阶段主要矛盾的交叉。但是，过渡时期还有另外一方面，即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造的方面。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还没有基本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基本完成。所以，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造在过渡时期还不能不同经济建设一起共居于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位置上。这个方面使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阶段相区别，而同新民主主义阶段相联系。并且，民主革命还遗留了许多任务到过渡时期来继续完成，这就显示出这两个阶段主要矛盾的交叉。
过去有一种提法：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缺陷的，虽然它在分析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时候，抓住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新因素，而使过渡时期同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相区别。它的缺陷有两点：第一，没有把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成为中心任务反映出来，因而同建国之初党中央一系列文献均已明确的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指导方针相脱节，也同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任务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指导方针相脱节。第二，没有把过渡时期开始时大量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尚待完成反映出来，因而同建国之初党中央一系列文献
所确定的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解决土地问题的指导方针相脱节。
我以为，在党史研究中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应该有新的表述。这个新的表述，应该同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双重性（一化、三改）相适应，而不能只顾阶级斗争一个方面，或者只顾经济建设一个方面；应该反映这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前后变动，而不能只顾后不顾前，或只顾前不顾后。
三、建国前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地位
建国前夕，我们党即已预见到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要上升为国内基本的、主要的矛盾，并已开始向党内进行这样的教育。
大家熟知的是１９４９年３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下册第６６１页。】虽然这段话只是在讲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时候提到的，但无疑表达的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重要观点。请注意“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这半句话，它增加了表述的准确性。
其实，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在１９４８年９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即已讲了这个问题，并指出：现在点明了这个问题，对这点可作宣传。随后东北局形成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张闻天起草），在讲“国营经济”这一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注：《张闻天选集》第３９８页。】这段话是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间东北局文件送到中央修改时刘少奇增写进去的。毛泽东审阅和同意了这些修改并亲自作了修改，为此在１０月２６日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２９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３０６页。】
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写过一个重要提纲：《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其中也说：“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４２７页。】
这些都是已经发表的文献，不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可能不大熟悉，所以特别介绍一下。
但是，在清醒地指出主要阶级矛盾将要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同时，党中央又作了一系列努力，来防止和纠正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和行为。这是很必要的。因为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领导社会经济生活开始，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很容易出现这种倾向：注意力被这种逐渐突出的矛盾所吸引，不能从复杂交错的阶级关系的全局看问题，而把这种将要成为但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矛盾看作主要矛盾，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主要任务，急于把资本主义经济搞掉。
１９４９年５月，针对进大城市以后出现的一种实际上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电报，并将它转发各中央局及各市委、省委、区党委，要求他们“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中说道：“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要性。”毛泽东在“投机性捣乱性”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句子：“（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具有投机性捣乱性）”，并把“目前时期”改为“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刘少奇在电报中还说，东北经济构成这个文件，“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于是，他在这个文件稿上又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批判与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这是建国前夕的事情。建国之后，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
在１９５０年６月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１９页。】说这些话有什么背景呢？
从一件文稿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背景。这就是１９５０年４月毛泽东《在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地方，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的地方，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的地方，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的地方，毛泽东批：“完全错误的说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的地方，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的地方，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的地方，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
这些批语很鲜明、很尖锐，对于我们了解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很有帮助。“不要四面出击”，不就是说，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可树敌太多吗？
到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的时候，形势有了相当的变化。“五反”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但是这场运动是要清除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的“五毒”，还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１９５２年３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个指示时，加了这样一些话：“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这后一句话，指的是《学习》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同年９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也申述了这些观点，其中提到：“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注：《毛泽东选集》第４４２页。】这里不仅是纠正在经济政策中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而且是纠正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对待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倾错误。
以上这些文献，反映出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了，但是，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主要是土改，还有城市的民主改革，以及剿匪、镇反）尚未完成以前，这个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不应该把它当作主要矛盾。１９５３年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毛泽东加写了一大段话，精辟地分析了建国初年我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问题。他写道：“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３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