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都与共产国际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关系和总结政权建设的经验，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全面的历史的考察。
一
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许多决议、报告和指令中，即可说明这一点。
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就指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５）第４２３页。】。
共产国际认为，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在红军所保卫的坚强根据地上“建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一项任务【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２辑第３１６页。】。
１９３０年６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即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底工作。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底领导和能成为政府底支柱的真正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应有的力量和意义”。又说，临时革命政府“应当成为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农民运动中获得领导权的政权形式”【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３）第２１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２月版。】。
在红三军团于１９３０年７月下旬攻占长沙后，苏联《真理报》立即发表题为《中国革命的重大成就》的社论，提出“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已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８月初，共产国际又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中国红军占领长沙》的署名文章，强调要“把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中心”。
８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为准备苏维埃的版图再进一步的扩大起见，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变成为实际的问题了。这个大会必须通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基本的法律，……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成临时革命政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５６页。】。
１０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里，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任务是“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政府里，要以共产党员占多数，要吸收最好的非党工农和红军兵士来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底根据地里，而以红军为依据。”【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４１５页。】
到１９３１年８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再次指示中共中央，“在最短的期限内，应该在最有保证的区域里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正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６日，李立三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写的社论中曾指出：“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受广大群众的严重注意，因为他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注：李立三：《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红旗》报第８７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的向忠发，也在５月３０日发表文章说：“我们的奋斗就是创造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个政权才能解决全国革命中的一切问题。”【注：向忠发：《苏维埃的中国万岁》，《中国苏维埃》第２页。】７月１６日，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信中提出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主张。８月５日，向忠发再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国的“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党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７６页。】。９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共产国际电中，也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并提出加强工农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依然是“第一等工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７２页。】。
９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还是强调在苏维埃区域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王明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后，继续要求各级党部与各级党团必须认清，准备“一苏大”“是各党部各党团在这个时期中的中心工作”，并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３０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说：“要有决心的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大会中产生出来，而不再延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３８１页。】。
二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所以极力主张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
从１９２９年底开始，欧美和日本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延续３、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危机。它使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失业破产，从而引起了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过军阀混战和分裂、出现过政治危机。上述国内外形势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形成革命高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反动政权不会立即崩溃和垮台。九一八事变后，虽然确实有过一个很大的民族革命浪潮，但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与临时中央“左”倾的错误政策葬送了。因此，若把这种形势估计过高是错误的。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在其第十至十三次全会期间（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却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强调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们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革命已处于高潮时期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完成建设和巩固红军，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大力加强和扩展城乡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中共中央强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既是为了全面具体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精神，也是由于自己同共产国际一样过高地估量了革命形势。中央于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６日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认为不但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要更快的来到”，而且国内形势更是全国危机日益深入，统治阶级日趋崩溃，革命新浪潮越来越发展。李立三５月１５日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也说：“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８７－２８８页，第３４５页。】７月１８日《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和８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等文件，再次强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更迫切地摆在面前了。
第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急于实现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直接的集中的统一领导与指挥。
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立即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地“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以实现对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的直接的统一领导与指挥。
在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文件——《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８７－２８８页，第３４５页。】。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也说：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域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８７－２８８页，第３４５页。】。
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仍然强调“召集苏维埃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统一革命运动和红军的指挥”，是非常之重要而不可迟缓的必须解决的问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８日，在《红旗日报》上公布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中，明确规定要“使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起集中一切革命势力，建立中央政府指导机关的伟大使命”。
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继续强调这一点。当时中央发布的第一号通告认为：“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正是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旗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７０页。】。１９３１年６月１日，《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在今年８月１号（现已改期至公历１１月７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同年６月６日《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予中也说：“现在在苏区两次冲破敌人‘围剿’与反动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而国民会议又完全破产的形势之下，革命群众更迫切的需要这一全国集中领导的政权机关，来保证实现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来集中红军的领导来对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来影响和兴奋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及全世界的革命群众。”
实际上，在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交通十分困难，消息阻隔的情况下，想使临时中央政府对全国的苏区进行统一领导或集中指挥是很困难的。正像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所说的那样：“中央政府所在地只有江西福建两省和瑞金直属县，其他如湘赣、湘鄂赣虽较接近，常因交通阻碍，有时不能通信，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广东琼崖、东江、广西左右江，当离更远，往往不能直接交通，除了在政治上的领导外对于工作的指导是困难的”【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２２８页。】。
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极力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是为了实行两个政权的对抗和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决战”。
这种为了实行两个政权的对抗和最后“决战”的思想，也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认为，早在１９３０年夏天，革命运动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下列新任务，即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改编红色游击队为正规红军，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全力开展全国的工农群众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决战”【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２辑第１４９页。】。１９３０年９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转来的苏共列宁格勒州代表大会绘中国“一苏大”的贺电，也称中国正在“为本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决战”【注：《红旗日报》第２２号第２版。】。
在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中央都是以共产国际的上述意见为指导思想，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于不顾，而认为当时的形势已是革命与反革命决死斗争的时期。因此，他们反复强调要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行最后“决战”。
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４日，党中央发表的对时局宣言认为，由于当前形势的发展，“便造成现在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造戍了全国两个政权的对立”，而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极端动摇与崩溃的末日，现在已经戍了最后挣扎的一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２１４页。】。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以更积极的态度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决战”的指导思想。它要求“苏维埃区域的党，更应在实现各级苏维埃的改造与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任务上，来对抗国民会议；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苏区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２８９，３８１页。】。８月３０日，党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加紧的进行苏维埃改选运动与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中心意义，“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２８９，３８１页。】。
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戍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并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在王明等“左”倾领导者看来，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立刻就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在“一苏大”开幕后，中共中央立即指出：临时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的并存与对立是中国目前事变的主要的特点”。“两个政权的尖锐的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４９６页。】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发布的第一号布告，也根据中央的精神明确宣告：“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注：《红色中华》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第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通过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发展和巩固现有苏区内的力量，而且可以加速夺取一省或数省甚至全国革命的胜利。
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５月发表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以达到全国的胜利。同年６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中说：“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党的任务，决不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如果认为现在还是准备夺取部分政权，无疑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因此，要反对这种“右倾观念”。７月２２日，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目前党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中央政权，这是与目前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是不可分离的，此大会的准备工作是全党目前最主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应领导组织各级准备委员会，特别是各个工厂，农村，学校，兵营准备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应以最大的努力，动员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６）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左”倾领导者更加强调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关系。例如１９３１年６月１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要认清全苏大会的召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将要建立中国革命的巩固根据地，将要贯通全国的苏区，汇合全国的红军，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注：《六大以来》（上）第１３８页。】。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亦宣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把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是“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之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７）第１１５页。】。
三
为了具体落实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这些筹备工作，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接受国际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指示信的决议》后就开始了。其中最主要的是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两个会议在政治、组织、舆论等各方面，都为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做了准备。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至２０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举行。这次大会虽然是在“左”倾路线开始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形势下举行的，但由于毛泽东在根据地内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仍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指出，当时毛泽东由于在思想上始终存在着与“国际路线”不完全相同的某些认识和观念，因而不断受到党内坚持“国际路线”的“左”倾领导者的批评和打击。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却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始终把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视为中国工农武装的象征。显然，毛泽东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被推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与共产国际的赞同也是有关系的。
在大会通过的许多文件中，明确宣布了中华民族要实现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一切特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否认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中国革命与屠杀民众而借用的外债，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企业与租界；规定工农劳苦民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保护妇女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提出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还规定了若干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主张和规定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法令、条例、决议等文件中，特别是在土地、劳动、经济、民族、宗教、中间阶级等政策上，都包含着一些“左”的错误。这些“左”倾的政策和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它受到了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直接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时正值共产国际所支持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洛地位，并开始在各地特别是中央苏区推行的时候。大会本身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商议起草而提交大会的。四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就在原来对大会筹备的基础上，积极完成了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３月９日，中央在《红旗周报》创刊号上公布了为大会准备的各项法令草案，并指出：“在大会上须要提出的各种法令草案，都已准备好。”可以说，从“一苏大”的筹备、召开到大会文件的起草和提出，都是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篇批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中曾指出，对于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中央政府，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都有“电令”。有的老同志回忆说：那时颁布的土地法和劳动法等文件，“都是在上海起草的”【注：《回忆中央苏区》第１２７页。】。这次大会的主席团在大会期间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指出：“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等文件，“大会已热烈讨论”，“并一致通过”。因此，这些文件的内容必然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直接影响，存在着某些“左”的政策和错误。
当然，尽管在召开“一苏大”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时，由于经验不足，特别是如前所述在指导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直接影响，并在文件中规定了一些“左”的政策，但这并不能否定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它对于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军事“围剿”，保卫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