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左右，黄涛率领第62军进入越南，先头部队是林伟俦的157师继别动军之后进入海防，该军纪律也算严明，国民党海防党部这时才正式组织各界列队欢迎。侨胞这时亲眼看见“国军”部队入越受降，无不吐气扬眉，欣喜如狂，到处彩旗招展，鞭炮齐鸣，高呼口号，景况十发热烈。
62军驻定后与华侨相处甚洽，这时军政治部主任李荟主持召开了各群众大会，军长黄涛态度谦逊，他们在会上宣布军事管理时期的一些规定，特别提到官兵军风纪律问题，如有违犯者可立刻绑送军法处，这给侨胞留下了很好印象。
但该军入海防后不久即邀大汉奸邓友亚为该军部参议，使邓友亚由大汉奸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军政界的红人。在一次有美军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邓竞佩戴证章登上主席台，与会群众无不怒火中烧（在大会后不久邓友亚即瑯珰入狱，他开设的友亚大酒店及其他产业也全部查封）。
62军在海防驻扎时间不长，8月底9月初便被调离越南，在涂山登舰赴台湾，北调打内战去了。
（三）在海防的国民党党政军机构
9月初，第一方面军一些机构在海防相继设立，督察处在海防沙华街设立海防分处，李承球为上校主任。李是军统局海防组的原负责人，对海防市汉奸敌产情况比较清楚。他与其弟李兆良趁着对汉奸拘捕、搜查、封产的机会大肆搜括财物，数量之多难以估计，其出入所乘坐的轿车也是最高级的。后来改派张××当主任，官风略见好转。
当时以邓友亚为首的大小汉奸已基本全部落网，唯独跑掉了第二号汉奸梁苏，听说他事先得到日方宪兵队通知，早在日本向盟国请降期间就收拾财物，携带侍妾，丢下南华烟厂空架，连夜乘机动帆船出海逃去无踪。他所留下的南华烟厂后来作了关押汉奸走狗的拘留所，邓友亚的大酒店则做了海防市警备司令部。
国民党在海防也驻了宪兵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也派驻了“越南联络组”，由军统原河内组负责人陈泰康任联络组长（陈是笔者军委会外事班同学），当时他委托笔者负责供给海防方面有关情报。
国民党三青团越南分团亦在海防公开成立，由徐××为主任（亦是笔者老师）。海防市华侨中学老校长王子俊原是三青团在海防潜伏多年的负责人，这时亦公开身份，出任三青团干事，做徐××副手，但三青团在华侨中毫无声誉，它仅仅是以一个国民党机构的名义存在，并无什么具体的工作活动。
海防是越南北部最多华侨的城市，他们聚居东京街、沙华街一带自成华人区。法人统治时期采用“邦长制”把华侨分而治之。华侨生活俭朴，秉性纯厚老实，重礼义讲道德，少管闲事，强烈希望祖国强大，不再受外人欺凌，因而团结心强，竭诚互助。所以在日军投降后，越南政府刚成立，“国军”又不干预越政事的情况下，市政管理曾出现真空，但华侨社会依然是秩序井然，治安良好，物价稳定，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后来国民党中央派来军校毕业的留日学生胡日畴担任海防党部秘书，中华总商会会长罗伟基也随之回越主持会务，华侨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四）金融混乱，关金国币成灾
越南流通着新旧两种越币，旧币俗称“香炉”，有坚实的社会信用。新币叫做“披埃士”，据说是日军侵越时出笼，无甚社会信用。商场交易往往因新旧币付款而暗存差价，因此新币披埃士的库存数额甚大。
“国军”开进越南，带进大量关金、国币，关金与国币1比20的固定比额，但它们与越币的比价就无官方规定。致使市场产生极大混乱，商民不知按什么标准收价，有时还拒收关金、国币。
国民党海防党部联同62军政治部召集各社团，工商界，行业代表到会馆开会，经过协商暂时定出关金券和越币的比价为1比1，即越币一盾（元）等于关金券一元，亦即国币20元。市场上容许越币，关金、国币三种货币流通，新旧越币同等价值通用。会议总算把货币上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没多久时间，金融和市场交易的问题接踵而来。（1）商人怕吃亏尽量把旧越币“香炉币”收藏起来，只用“披埃士”或关金去付款。（2）在中国境内身价低贱的关金、国币大量流入越南，在海防市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购买力量。加上国民党官兵都是以关金、国币发军饷的，就更使之充斥了整个经济市场。（3）通货一多，抢购黄金物资闻风而起，商人见势不佳，买卖黄金开始拒收关金。然而国民党官员是金融投机的行家，搜刮民财的老手，权势者干脆用关金国币到法国原东方汇理银行强行兑换存库中的“披埃士”，投放市场去做投机买卖，导致物价猛涨，黄金上升，数月间上升达四五倍之多，这种现象在华侨社会是个晴天霹雳，但国民党高官却是司空见惯，满怀高兴。其时关金、国币信用全失，币值日趋低下。笔者于1946年3月离越南回国，以后的金融混乱情况也就不甚清楚了。
（五）军纪败坏，怨声载道
国民党军队本质的腐败，军纪的松弛，是人尽皆知的。入越受降部队初期算好，不久也是军纪败坏，如滇军在抗战期间未经战斗，入越时兵骄将横，其他部队亦以胜利者自居，受降更被看成是发财的大好机会。62军调离越南，由赵公武率52军到海防市接防，官兵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盗卖军器物资，贩买鸦片，甚至掳人勒索……暴行百出，使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国军”威望一落千丈，略举其二三事足可窥其全貌。
11月初，笔者与友人到海防中国酒家三楼吃晚饭。听见邻室几个下级军官正在把一个“琵琶仔”（只卖唱不卖身的十五六岁雏妓）打得抱头大哭，我们走过去劝说，那几个军官见我们虽穿西装（吃饭时脱了外衣），但腋下背部都插着航空曲手枪，才顺个人情打发那鸨母带着雏妓走了。据说是那几个军官在酒兴之下，硬逼那雏妓把“襟上一朵花”这首歌改唱为下流无耻歌曲，雏妓不肯唱就挨了痛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