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8月30日，敌人对父亲施以酷刑，将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杨殷等，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让党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本文来源：《武汉晨报》2011年6月8日第7版，口述：彭士禄，系湃烈士次子，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核动力专家。曾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秦山二期核电站首任董事长等职。原题：《彭湃：“农运大王”烧掉田契干革命》

　　1896年10月生，广东海丰人。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1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赴广州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届、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和农讲所骨干教员。被毛泽东称之为“农民运动大王”。

　　1927年3月赴武汉，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他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领导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928年7月，当选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抵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被捕，30日在上海龙华就义。

　　1929年8月24日，我的父亲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8月30日英勇就义。那一年，我4岁，我弟弟不到2岁。虽然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细节已无法记忆，但老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富强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父亲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这样描述：“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父亲于191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那里，他最终选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以变革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他毕生献身的理想及事业。

　　父亲毕业回国后，在家乡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利用担任海丰教育局长的机会，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不久，他“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还田于民创建红色政权

　　一开始，他穿着学生装、戴着白通帽去跟农民接触，人家以为他是收捐官吏，躲得远远的。于是，他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到村间和农民谈家常、交朋友。他还帮农民拔草、舂米，一边劳动一边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7月，他在海丰建立了第一个农会。

　　父亲将自家田契当众焚烧了，将田产还给农民。他为农民争取权益、办农民教育，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农民兄弟称他为“彭菩萨”。短短5个月后，海丰农会会员已达2万余户。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了，农会很快在广东省遍及。

　　1924年春，父亲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赴广州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父亲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亲临前线参战。1927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广东省海丰建立。

　　临终写信要求停止营救

　　1929年8月24日，父亲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他们被捕当晚，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设法营救，后因时机耽误，未能成功。

　　8月30日，敌人对父亲施以酷刑，将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杨殷等，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让党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当天下午，即将就义的父亲将身上的衣服赠给难友，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之后他们高唱着《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地走向刑场。

　　家人罹难百姓冒死育孤

　　海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敌人四处搜捕彭家人。我大哥彭干仁和我，及刚出生的弟弟都被老百姓藏了起来。1928年，我母亲蔡素屏和多名亲人被捕就义。

　　1930年，党组织让七叔把我送到潮安。潮安、金砂乡一带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把我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从4岁到8岁，我吃百家饭、姓百家姓。仅在潮安，我就有20多位“爸爸”“妈妈”。我8岁那年，“姑妈”潘舜贞和我被抓去坐牢，在牢里遇到了“山顶阿妈”。坐了3年牢，她俩都没说我是彭湃的儿子。

　　周恩来说“终于找到你了！”

　　党组织把我营救出狱，送我到香港读书。后来，地下党员柯麟把我接到澳门。一天他找到我，要我准备去延安。后来，我们到了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我们。周恩来拉起我的手，第一句话是：“孩子，终于找到你了！”1940年底，我们抵达延安。

　　1951年起我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和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很庆幸，我所学的知识在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新民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