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收回青岛对日本有利
“佳电”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还不是“清国”称谓，而是在青岛问题解决的方案上。中国收回青岛的方案有两种：直接收回和间接收回，如果经巴黎和会从租借国德国手里收回青岛为直接收回；如果不经巴黎和会而是经过与日本谈判，从占领国日本手里收回青岛为间接收回。
上海总商会被国人抨击最集中最猛烈之处就在于其间接归还的主张上，总商会此举被国人视为媚日卖国政策。读到“佳电”后，旅沪商人任锡藩等致函总商会，认为间接归还主张“违反公理，背拂民意，莫此为甚”；总商会会员赵锡恩认为这是“与虎谋皮”、“暗助日本”；一些商业公所和公会也致书总商会，谴责其主张“如此背道而驰，令人无从索解”。
不论是间接归还还是直接归还，最终青岛都是归中国所有，可是国人为何如此强烈反对间接归还？原因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方案，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影响极大。如果提交和会解决，这不仅尊重和体现了中国参战的价值，从法理上否定了日本在山东的利权继承关系，而且青岛问题从源头上得到解决，更多了一层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保障。如果由中日两国交涉，即使中国能最后收回青岛，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一者是造成外交上的不独立；二者，如中日交涉，“便从根本上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第三，由名义归还变为利权交换，日本可借此取得更多其他利益。所以，陈独秀当时即指出，“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
宣布取消“佳电”并引咎辞职
在讨伐“佳电”的大军中，火力最猛、言辞最激烈、态度最坚决彻底的不是其他省籍的民众，而是朱、沈的浙江同乡。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出罢免朱、沈正副会长职位的人是浙江籍商人周佩箴，周认为总商会的主张直接与日本人的要求，“若合符节”，这真是“至奇可骇之事”，强烈要求“改选商会会长”。紧接着朱、沈的同乡，宁波商人张杰认为朱、沈发表“佳电”，“媚日显然，无可讳饰”，也提出对总商会正、副会长“另简贤能”的建议。在讨伐朱、沈的队伍中，不仅有朱、沈的同乡，而且还有在总商会中任会董会员的亲友，据媒体报道他们没有因是亲友关系而缄口藏舌，而是“援大义灭亲之例，起与为难，人人皆知”。
在众人反对声中，总商会被迫于13日发表“元电”，宣布“取消‘佳电’，一致对外”，接受众人要求，认为青岛问题“以仍向欧洲和会交还为是”。14日，朱、沈两位会长又引咎辞职。按理说，有了这两个变动，“佳电”风波应该结束了，然而，国人的愤怒并没有消退，讨伐的火力依然猛烈。有人署名“中华国民”写信给朱、沈二人，责骂他们“一昧取媚日本，依附权肆”，如此“丧心病狂，忘廉鲜耻，……禽兽衣冠”，即使“投之遐荒，狗彘不食”；也有人把他们斥责为“汉奸国贼”、“曹汝霖式的商会长”。总商会领袖眼看就要成为继曹、章、陆之后的第二拨“卖国贼”。
然而，自14日以后，国人发现朱、沈是真心辞职，事情就出现了转机。此时舆论虽然仍很高昂，但声讨的方向已悄然发生转变，对朱、沈个人进行讨伐的声音越来越弱，要求改革总商会的呼声越来越强，使“卖国贼”之名与朱、沈擦肩而过。当时舆论说：“朱沈等之当去，乃责任问题”，国人“决非对于朱沈等有何私怨”，社会各界的谴责，“其意自然在商会根本上之改革”，只要朱、沈真心辞职，“情愿牺牲盘据多年之大本营以自赎，国人当可宽其已往”，“一失之咎，国人或可相谅”。
对于朱、沈的辞职，总商会内部由于保守派的袒护，加上北京政府和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多次挽留，结果在总商会领袖辞职这件事上，几辞几留，这场风波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直到1920年8月，总商会换届选举，朱、沈两人双双下台才告结束。“佳电”风波后，朱葆三淡出政治，主要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上海时疫盛行，朱葆三亲往自己创办的医院视察病人，染上时疫，一病不起，享年79岁。而从总商会副会长退下的沈联芳，仍然从事蚕丝商业，抗战期间，不愿事敌，拒绝出任伪上海市副市长，1947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