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既谈不上精干、快速，又影响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果然，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在长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动迟缓又带来战略转移目标过早暴露的严重问题。
蒋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军的战略意图的。此时，红军正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12日，他发出电令，特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构筑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与毛泽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时已由冒险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避战的心理驱使他们不再停留，认为那是冒险，遂选择了加快前行、脱离追兵的道路。
这样，强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价。如果把长征以来全部伤亡和减员包括在内的话，总计已经损失5万多人了。也就是说，长征刚刚一个多月，损失已经过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从中央到红军中的许多人，人们开始从中央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指挥反思失利的原因。《刘伯承回忆录》描述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尝试改变：毛、张、王结成同盟
毛泽东早就发现靠博古、李德领导军事，注定要葬送中国革命。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渐分化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历史给毛泽东认识王稼祥的机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实际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了一个重大组织措施——向苏区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加强和控制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代表团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任弼时为团长。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4月4日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不懂军事的王稼祥，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创造的中国第一块根据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围绕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问题，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演变成对毛泽东的批判，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这时，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支持虽然没能改变毛泽东的处境，但在那种情况下此种表态足见他的政治勇气。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评价王稼祥：“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把王稼祥从“左”倾中央中分化出来以后，又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