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几乎同时加入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上发表。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几个月后即在中共临时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从此时起，他成为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成员。
1933年1月，随博古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也参与了由博古导演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挥的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而引起的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指责，使博古与张闻天矛盾加深。博古对张闻天的排挤活动，为毛泽东把张闻天从“左”倾中央里分化出来提供了机会。
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对这段经历作了回顾，认为：“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他说：“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与毛泽东有着同样际遇的张闻天，越来越理解毛泽东了，越来越感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于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毛泽东敞开心扉，倾诉了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从此，毛泽东与张闻天接近起来。长征开始时，根据毛泽东提议经张闻天向博古力争，毛、张、王三人被编在一起行军、宿营、吃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曾对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各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日记中，也回应毛泽东的说法，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了，而王稼祥也开始与张闻天讨论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事。一天，王问张，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决战遵义：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渡过湘江后，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沿着西延山脉继续西进，计划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发现红军的战略方向的蒋介石，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博古、李德发现这一情况后，仍不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向周恩来郑重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直接交流之后，周恩来又陆陆续续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他们不仅要求改变行军方向，而且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召开会议加以研究。于是，在中央红军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此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重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周恩来等也赞成这个主张。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与博古、李德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最高“三人团”也开始分化，周恩来脱离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新“三人团”取得的第二个胜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础形成的，会议还作出了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进入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城。
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占领遵义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举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