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